何时才能不惑
先是新闻出版导报社、中国改革发展大走势系列丛书编辑部的伯乐们”，将我一篇反映石油行业问题专业性颇强的文字，选入《中国社会科学文库》。该书洋洋400万言，定价698元，是“由社科界资深人士组成编委，编选的文稿权威性高、学术性强”。入选的条件是，收到信后15天内订购该文库5本。本人心里窃喜，平时不经意之作，竟然获得了“伯乐们”的如此器重，斯时也，真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之感。我虽然对“伯乐们”的赏识表示敬意，但因一生淡泊名利，并未按要求去做。也许是因为我的矜持更能引发“伯乐们”的兴趣，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编辑部一连５次致函催办。
这时，“跨世纪战略文献丛书编辑部”的函件又飘然而至。他们将要出版《中国跨世纪发展文献》，该书约900万字，“是一部权威系统、规模宏大的社科经典图书”，入选的作品自然是“学术理论价值高，又具有很强实践指导意义”，该书编委会顾问是王光英和程思远。“伯乐们”看中了笔者的又一篇文字，询问我是否同意入选。如同意，请在15天内寄去500字的作者简历，5寸工作照一张。该书定价660元，也并未要求作者订多少册。由此看来，此书是有人赞助出版无疑了。笔者因琐务缠身，尚未来得及回信。很快，编辑部又寄来大函，说是经“伯乐们”反复研究，笔者的作品已选中，入选的条件是作者只要购一收藏本即可。这个要求可不算过份呀！只是笔者下生淡泊无为，“不戚戚于名利、不汲汲于富贵”，故一直未无心办理购书手续。该书编辑部在一个月内连续给我发函12封，有如当年秦桧用12道金牌召岳飞。
尔后，此类信函接踵而至。我先后收到《二十一世纪文献丛书编委会》大函５封、《中国改革发展系列丛书》编委会信札３封、《国改革开放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国未来学研究丛书》编委会、《管理科学艺术丛书》编委会大函各4件、武汉长迪科技发展公司大函10件，笔者皆原封不动地藏之箱底。
更令我心驿动的是《人民日报》社也致函于我，说是他们报社所属的《时代潮》杂志社正在编一本《中国党政干部改革论坛》的书，笔者的一篇文章被《人民日报》的高级编委们相中。该书洋洋100万言，定价仅68元一本，入选者只要购一本收藏即可。要求甚为合理。更何况《人民日报》在中国的权威性，只要略有知觉的国人都知道，笔者那篇拙作能被该报这些权威人士赏识，实在是三生有幸！只是笔者尚有点自知之明，知道那篇东西实在难登大雅之堂，故唯有放弃与《人民日报》结缘的天赐良机。
一天，突然收到四川省社科院惠寄的大函。打开一阅，原来是该院准备召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研讨会”，与会者都是“具有较高学术修养的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员、理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笔者的一篇关于企业破产诉讼的文章被认为“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要求在大会上宣读。会期六天，地点在西双版纳和中缅边境地区，会务费1500元。西双版纳是笔者神往已久的地方，一篇2000来字的文章能圆笔者赴该地一游的美梦，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只可惜，我性格内向，口才笨拙，一向不敢抛头露面，更不敢在“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面前宣读自己那篇令人汗颜的文字，于是只好作罢。虽然四川省社科院颇有点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月之中连连给我致函６封，但我仍是不识抬举，委实辜负了对方的一片良苦用心，西双版纳仍只能成为我梦中的情人！
此后，中国政策科学培训中心连发３函邀我赴北戴河参加“科学决策与市场经济研讨会”；中国管理学院四川分院连发两函邀我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港澳等地参加“97中国经济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四川行政财贸管理干部学院邀请我赴都江堰参加“市场经济与行政管理学术研讨会”；西南财经大学更是财大气粗，将研讨会开到了英法等国，他们两次致函邀我赴西欧五国参加“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研讨会”。上述会议会务费在2万—3万元不等。我能屡屡被邀请，全都是因为我的某篇文章被会议组织者们相中，要在大会上宣读。惜乎，余囊中羞涩，出国之梦不敢做，赴北戴河都江堰一游也难以美梦成真。
接着，湖北省人事厅的《人事信息报》致函于我，邀我赴该报去修改自己某篇文章，我因长得有点武大郎，丑媳妇不敢见舅姑，羞于晋见“伯乐”而终未成行。
一天，夫人埋怨我：“天天只见你写东西，没见到你一篇什么文章获奖。我单位一领导，文化程度虽然一般，但只写了一篇文章就得了优秀论文奖。”我问是什么奖，第二天，夫人了解到，是成都市经济文化研究所编的《管理决策发展--当代领导干部优秀论文集》给入选者发的优秀论文奖。翌日，我将该研究所寄给我的大函一摞拿给夫人一阅，夫人责备之色稍解。原来，该文集300万字，定价668元，作者只要订购2-5册，文章即可获优秀论文获。
也许是因我离不惑之年尚有段距离，故这些日子正是我大惑而特惑的时候。不知到了不惑那年，笔者能否达到不惑的境界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