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脾气绝对不是一个好词。它往往与不理智、冲动、不会做人等负面信息联系在一起。我们似乎很少想过一个道理：脾气到底有没有价值？

其实，杰出的人往往是有脾气的。1940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辞世，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空缺。依当时的体制，应该由中研院聘请的评议员民主推选三位候选人，再由民国政府最高领导者从中圈出一位。正当选举即将展开，蒋介石下一条子，要求大家举顾孟余出来。陈寅恪觉得蒋的行为破坏了游戏规则，极为不满，当即表示自己只投胡适的票，还说如果要把顾孟余选出，胡适也必须选出。选举期间，有人请蒋介石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席上蒋氏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陈寅恪想起蒋介石下条子的事情，就非常看不起他，宴罢赋诗一首：“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写完，陈寅恪亲抄一份给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品评，吴心有灵犀，立即将诗收入《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据吴宓考证，陈寅恪的诗还借“食蛤”的典故，骂蒋介石为小人。

与陈寅恪相比，蔡元培的脾气似乎更大。岳南《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3月版）载：1922年12月，北洋政府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等人为了在派系斗争中取胜，向总统黎元洪举报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与奥地利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时收受贿赂（后来证明此事子虚乌有），胁迫总统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司法当局经过一番调查取证，觉得这是一桩冤案，宣布无罪释放罗文干。然而，只过了四天，国务院一帮政客再度开会，由教育总长彭允彝提案，再次将罗文干逮捕入狱。此时，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坐不住了。1923年1月17日，他向总统黎元洪递交辞去北大校长的呈文，以示强烈抗议。蔡元培在呈文中说：“钧座尊重司法独立的命令朝下，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佥谓彭允彝此次自告奋勇，侵越权限，无非为欲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交换同意票之条件耳。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7月20日，蔡元培登船赴欧洲考察、进修，一走就是三年，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所挚爱的北大校园。

所谓脾气，其实就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喜欢、不赞成的事表态时的激烈程度。对于个人意气之争，我们当然要尽可能抑制自己的脾气，让自己冷静再冷静，交一个朋友要花许多工夫，得罪一个人只需一句话。但对于原则性的问题，尤其是故意的权力侵害，我们不妨拿出点脾气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个时候，脾气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意见选择，而变成了一种血性、一种勇气、一种面对邪恶的凛然正义，此种脾气只会让人仰视。

当然，一个人的脾气也是不容易发的。我们要取得发脾气的资格，需要走过两座桥梁：一是你得有本事；二是你的意见代表真理。有本事，你发了脾气才有影响力，就算那些得罪你的人不把你当回事，你至少可以争取民心。意见代表真理，你发的脾气才能体现出价值，也才可能在悠悠岁月中留下应有的痕迹。世界上因为某件事发过脾气的人不知凡几，但只有陈寅恪、蔡元培等少数人所发的脾气被历史记录下来，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的环境与陈寅恪、蔡元培所处的时代自然有很大不同，为社会和谐计，遇事多进行心平气和的沟通，尽可能少发脾气，理应成为一种人生选择。不过，如果有人利用我们的善良肆无忌惮地干污浊事，我们同样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鞭挞。原因很简单：黑暗最害怕阳光，只有阳光才能使黑暗遁形并最终消灭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