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106岁的胡敬笃教授

“一封书奏九重天”，上书是古代臣民向朝廷乃至向皇帝提出书面意见的一种形式。后泛指地位较低的人向地位较高的人、下级向上级或上级组织郑重其事地提出书面意见。上书者大多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往往不记个人安危，以天下为己任，就国计民生坦诚己见。很多上书事件如近代的“公车上书”，载入史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湖南民盟省级组织于1949年1月在长沙成立。她在革命时代诞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逐浪，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与湖湘儿女砥砺同行，书写了一部厚重辉煌、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七十年的湖南盟史上，曾发生四次很有影响的“盟员上书”事件。这四次上书，在党中央、中共湖南省委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视下最后都得到妥善解决。上书盟员那种对党忠诚、敢于坚持真理、为民负责的精神也必将载入湖南多党合作史和湖南盟史，为后人学习和铭记。

一、“五教授联合发言”事件

1957年5月，在湖南省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担任省政协委员的林兆倧、雷敢、解毓才、皮名举等4名盟员教授与民建成员姜运开教授联合发言，批评高校中“以党代政”现象，史称“五教授上书”，又称“五教授联合发言”。

 这五位教授联合发言的题目是《论三大主义和党委制的关系》。发言刊登在1957年6月2日的《新湖南报》上。刊登时林兆倧没有署名，换成了另一名盟员罗皑岚的名字。发言是由皮名举教授领衔、解毓才教授执笔。这篇联合发言有五千多字，批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批评高校工作中的“以党代政”现象，赞同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林兆倧还在同年5月31日的《新湖南报》上发表了《其身正虽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文。这篇文章也有五千余字，主张高校以校（院）长为主，分层负责，党委监督协助。

这几位盟员均为当时著名的学者、教授。林兆倧被称为我国有机化学的权威，时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他是湖南师范学院二级教授、副院长、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湖南省分院副院长、湖南省科协副主席等职。皮名举是长沙人，皮锡瑞之孙，1927年去美国留学，专攻世界史，先进耶鲁大学，后进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35年学成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和钱穆先生并称为“钱皮”。据说他对同事言辞刻薄，喜欢骂人，但是因为学识渊博，课堂总是爆满。雷敢曾任民盟省委委员，浏阳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早年与毛泽东友善，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历任民国大学、湖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教授。著有《中国史纲》、《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等学术著作。解毓才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以研究明清史在学术界备受赞誉。罗皑岚是湘潭人，曾任民盟湖南省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他是知名作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鲁迅先生曾肯定过他的短篇《中山装》：“来稿是写得好的，我很佩服那辛辣之处。”（《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02页）。

“五教授联合发言”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反右”运动一开始，“联合发言”即被定性为“右派向党进攻的大毒草”而受到批判。皮名举、雷敢、解毓才、罗皑岚都被定为右派分子。皮名举本来身体不好，经过这一沉重打击，他就病倒了，一年后即抱憾而去。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非常敬重林兆倧，不同意划他右派，但最后顶不住压力，还是给他戴了顶“内定右派”的帽子。

1959年，周小舟退职。湖南师院开展“拔白旗”运动，把矛头对准周小舟曾保过的林兆倧教授。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60年5月28日那天的晚上，湖南师院化学系党总支曾找林兆倧谈过话，谈的什么内容？无从知晓。但话谈完后林兆倧回家就服吗啡自杀了，一代化学巨星悄然陨落。“士可杀不可辱”，为防止家人的抢救，林兆倧还将他卧室的门窗紧闭，可见他决心之大，他是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1962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为林兆倧甄别平反，1979年7月恢复政治名誉。

二、“五教授上书”事件

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条例强调“知识分子工农化”，主张“工农兵上讲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阵地的局面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文件在全国高等院校传达以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湖南农学院教授、民盟湖南省委委员胡笃敬与农工党党员周汝沆等5位教授联名上书中共湖南省委，阐述不同意“高教六十条”中一些过“左”的提法。他们认为，如果按照“条例”在高校执行下去，势必将培养出无数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史称“五教授上书”。

“五教授上书”的牵头者是盟员胡笃敬教授。湖南湘潭人。他生于1913年，今年已经106岁高龄。他是湖南农大教授、知名的植物生理学家、湖南民盟的资深元老。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10月，民盟湖南省第一届支部委员会成立，他担任支部委员。此后他连续担任民盟湖南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常委。1977年11月，湖南民盟启动组织恢复重建工作，他担任民盟湖南省委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此后担任民盟湖南省第六、七届委员会副主委。

“五教授上书”引起省里个别领导的反感。他们认为“五教授上书是违背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大毒草”。有关部门立即给中共省委统战部批示：“请将‘五教授上书’印发给全省各高等院校，组织高校师生进行批判、肃清其影响。”时任中共省委统战部部长曹痴，亲自带领中共省委统战部和民盟湖南省委机关的同志，深入湖南农学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期间分别召开了学院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向省委写报告的五位教授的座谈会。在座谈中，大家普遍同意五位教授的观点，认为他们的意见并没有错。有位老教授直言不讳地说：“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教学工作不能把教师摆在从属的地位，古今中外都没有这个先例。要是工农兵上讲台，那么教师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最终，调查组认为，“五教授上书”所提的意见是中肯的，他们本着对教育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不久，当时主管文教的副省长张孟旭批示：“省委完全同意曹痴同志的报告。并请曹痴同志转告周汝沆等五位教授。告诉他们：给省委的意见很好。感谢他们敢于直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精神。”

1961年10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广东从化主持召开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湖南省委统战部汇报了湖南农学院“五教授上书”的情况以及统战部重视调查研究、认真对待的全部经过，受到了陶铸的充分肯定和表扬。他说：“湖南省委统战部实事求是、慎重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一场即将发生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批判，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正确引导下，就此划上了句号。

三、周世钊上书毛泽东

  周世钊（1897—1976），字惇元，又名敦元，别号东园。湖南宁乡人。1951年2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湖南省支部委员。1953年选为民盟中央委员。1957年担任民盟湖南省委领导小组第一召集人。1958年起历任民盟湖南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主委，直至逝世。在他担任湖南民盟主要领导人期间，正值国家多难，多党合作事业遭受重创之际，他坚持原则，秉笔直书，大胆建言，为发挥民主党派作用鼓与呼，为湖南民盟在新时期重新回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湖南民盟被迫停止活动。民盟省委主委周世钊也被被红卫兵抄家。红卫兵在周世钊家里抄走了现款和存折，拿走了一些旧书和衣物之类的东西。当红卫兵从箱底里搜出毛泽东给周世钊写的一大堆信时，有的红卫兵看到毛泽东给周世钊的每封信都是称“惇元兄”或“东园兄”时，就问周世钊：惇元和东园是哪一个？周世钊回答说：“惇元和东园都是我，是我的别号。”有个红卫兵一听，笑开了：“你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比你大得多，你怎么要他称你是兄啊？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1967 年，周世钊到北京面见毛泽东。毛泽东风趣地询问：“听说红卫兵‘照顾’了你的家？”周世钊回答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1972年，“文化大革命”势头不减。周世钊毅然赴京，10月2日会见毛泽东，当面谏陈3小时，最后面交了一封长信。全信近4000字，从八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信中说：

——林陈黑帮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背着主席，排摈异己，扩大黑帮。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他们假借各种名义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扣薪降职者有之，遣送回籍者有之，至今仍有很多人不得平反，不予复职，造成各方面工作的困难，损失极大。亟应进一步贯彻您的指示，落实干部政策，并由中央组织检查团分赴各省市进行检查。

——林陈为了破坏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界、教育界、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谥号，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一些年龄稍大、家庭出身较差，而工作经验、教学经验都较好，文化水平专业水平都较高的人常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令其退职退休，用一切办法排遣出去……

——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学校教师、工厂干部对管教青年学生、青年徒工也大大放松。下乡上山的青年学生，社队也不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差不多可以说，广大青年处于很少有人管教的状态……窃为以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

——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文科大学中是否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今文史名著，章学诚谓：六经皆史。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将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所，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人员、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具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史地常识等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也由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于应该处理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搁置不予处理，以种种借口把提出要求的人推出门了事。……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这类报告或控诉的机关，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周世钊的这次大胆进言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向周世钊和同来的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教育家，湖南湘乡人）表示：“再过一个时候，统战工作要恢复，政协工作要恢复，民主党派工作也要恢复。因为统战工作不仅过去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而且现在和将来永远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周世钊不无忧虑地说：“还恢复它干什么啊！现在庙也没有了，和尚也没有了，也没有人去烧香了。”

四、“两教授上书事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82年，民盟湖南省委根据民盟中央的指示，成立“中共知识分子政策落实调查组”，协助地方和各高等院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后协助各单位改正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盟员314人、错划为反革命分子的盟员5人。得到改正的盟员均撤销了在盟内所受的纪律处分，政治上得以平反，心情愉快地投入到四个现代化服务。

在民盟湖南省委协助湖南大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了著名的“两教授上书事件”。

1983年1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湖南大学采访，了解湖南大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时任湖南省政协委员、民盟湖南省委委员、民盟湖南大学支部主委的石任球，联合该校农工民主党党员彭肇藩写信，反映情况。2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湖南大学左倾思想至今没有认真清理》的报道；2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以《湖南大学知识分子政策远未落实》为题，刊登了石任球、彭肇藩的来信和题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要做很多工作》的社论。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了播发。

这里要介绍一下盟员石任球。石任球（1910—1984），湖南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湖南新邵人。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常委、民盟湖南大学支部主委，是政协湖南省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他著有《热力学原理》、《理论物理》，翻译出版了《理论力学》。1956年，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他积极响应，发表了许多宣传科学的文章，多次举办学术会，被评为全国职工科普工作积极分子代表。1964年被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石任球、彭肇藩的联名上书引起了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表两教授的来信，不仅对推动湖大清理左的思想是件大好事，对全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国家机械工业部党组作出决定，责成湖南大学肃清左倾思想影响，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处理遗留问题。中央派驻湖南机构改革工作组组长刘雪初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陪同下专程到湖南大学石任球教授家看望，并与石任球、彭肇藩等一起座谈，听取意见。中共湖南省委专门成立了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向湖南大学和省内各高校派出工作组，推动了全省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作。

l984年3月，《人民日报》再次发文总结和肯定了石任球上书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工作的推动作用。事过五年之后，胡耀邦同志回到湖南，当时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接待他，他们谈起了“两教授上书”事件。杨第甫说：“1983年，湖南大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省政协写的调查报告由于得到你的支持，不仅推动了湖南省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也推动了全国。当时湖南大学的教授石任球、彭肇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反映湖南大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影响了全国各大学，有些教授写信鼓励和慰问他们，说是替他们说出了要说的话。石、彭两教授接到各地大学教授的信数以百计。”耀邦同志说：“我们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几十年来，在‘左’的路线干扰下，知识分子受迫害，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平反，使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学识和才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2009年，湖南省开展“新中国成立60周年湖南统一战线“十大事件”、“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党外人士致信《人民日报》推动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即两教授上书事件）列入候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