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这样的文科生，新型冠状病毒（下称“新冠病毒”）几乎是个一夜之间到来的概念，第一，我从来不知道它的存在；第二，我也从来想不到它会如此深刻地影响我的生活，当然，它同样影响了中华大地每个人的生活，区别只是有人受的影响大些，有人受的影响相对小些。

一无所知的去路

2020年春节，我是在浙江嘉兴过的，这也是我迄今五十多年的人生中仅有的一次。没成家与夫妻分居的时候，我的春节年年跟着父母过，乡下热热闹闹、仪式感爆棚，让我尽享年节和亲情的快乐，常常在老家一呆就是个把月，不到上班前一两天决然想不到回单位。妻子和女儿搬过来之后，有时在城里，有时在老家。2019年临近寒假时，女儿打来电话，说单位要“申硕创大”，领导吩咐他们呆在嘉兴，建议我与她妈妈一起去嘉兴过年。这也在我意料之中，女儿在高校宣传部工作，一遇大任务，写鼓劲稿的事情总免不了，只是不期而来的这个电话让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大学里的寒假一般有三四十天，相别多时的一家人不聚在一块，那种失落可想而知。但去嘉兴，早几年随我进城的父母又年过八旬，实在放不下心。好几次想跟父母张口说这事，话到嘴边又白花花地咽了下去。临到快要买车票时，我才不得已又一次提起电话，父母倒是通情达理地表示支持，考虑到最小的妹妹也在这座城市，父母过春节也算有人照顾，将家事一一安顿好，1月19日，我一步三回头地登上了去嘉兴的列车。

其实，还在娄底的时候，我便知道武汉爆发了不明原因肺炎，这得益于我写作时养成的关注时事的习惯，只是那时媒体公开报道此事的不多，当地少数官员还在反复强调这种疾病没有明显人传人证据，我也就没将它当回事。不过，话又说回来，假若知道后来定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的那个恶魔传染性那么强，甚至没有症状的潜伏期也可能对人下手，我大概很难下定决心在火车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度过漫长的15个小时。我的卫生知识再有限，也明白火车、飞机、轮船、大型商场、医院、家庭等场所是病毒的主要作恶之地。

对疫情毫不知情，在火车上全无防备，没戴口罩，还张着大嘴吃水果、喝水、进早餐，使用公共水龙头，也没有想到戴只一次性手套或垫张餐巾纸。年关的硬卧车厢非常挤，每个铺位都是人，我的前后左右是一大家子，一共六七人，他们经常高声谈笑，飞沫四溢，我根本没意识到必须稍稍躲开一点。此后只要媒体上公布“同车查询”，我总会神经质地点开看看。后来想，幸亏那趟车没在重疫区停留，也幸亏坐在我旁边的人没有谁感染新冠肺炎，否则，此次旅程后果不堪想象。

唯一的野外散步

我是1月20日上午9点多抵达嘉兴火车站的，坐公交又花了30来分钟。吃完中饭，女儿说她要跟她妈去超市买东西，问我去不去。我说我还是请假吧。我对陪女士逛街向无耐心。我家的两位女家民每次上街都喜欢东走走西看看，相得中的买下来，相不中的也要仔细研究一番，哪怕逛了半天街，一分钱东西没买，也不觉得浪费了时间。我呢，买东西讲究一定要成交，比如今天计划买件衬衫，就要想方设法买成，万一没有中意的，买个T恤也行，总之一定得完成任务，否则便感觉这趟街白逛了。我自知是家中另类，每次女家民约我陪逛都是能躲则躲。中午像平时一样睡了一阵觉，起床是三点多，再看会书，已将近下午五点。打电话给女家民，拨了这个拨那个，没谁接我电话。女士们的手机喜欢放到包里，街上的商场又往往熙熙攘攘，没有听到也在意料之中，我干脆换了鞋子，锁上门，去运河文化公园。

公园只与小区隔条小街，里面有篮球场、图书馆、广场、绿道、文化画廊等等，池里的荷叶虽然不免干枯，却也显出几分沧桑之美。我沿着大运河散步，夕阳给岸边的柳树撒上了一层层细碎的金子，宫殿一般，芦苇晃着白花花的头颅，笑迎轻微的寒风，蓝天、碧水、灰船、黄树、白草，构成了一张极富动感的江南水乡画。说到大运河里的船，我发现一个特点，这里所有的轮船都从事货运，没人打鱼，也没人做客运。这也不奇怪，嘉兴人均收入浙江第四，农民人均收入全国第一，清洁工开着宝马上班、工厂保安住着大别墅的事比比皆是，谁愿意风里雨里的去河里打鱼？水里的客运，就更不需要了。嘉兴地势非常平坦，全域陆地面积四千平方公里，只有几十平方公里是山地，修路似乎只要放几根石灰线、砌个标志就行，境内高速公路、高铁纵横交错，南北东西畅行无阻，谁稀罕坐小轮船作乌龟之游？这天是周日，除了学校之外，一般单位都还在上班，公园里人不是很多。我一个人在游道上不慌不忙地迈着步子，时而弯下身子用手机里的“识物”软件拍花，时下放目天空看雁来雁往。心里想着，今天好好在运河公园玩玩，明天吃完早餐再去南湖好好看看烟雨楼。

南湖我去过一次，记得那是在2018年暑假，只是去的时候有点晚，匆匆在湖边转了一圈，就回了家，与烟雨楼失之交臂。烟雨楼为后晋时（940年前后）吴越国广陵王钱元镣所建，最初是在湖畔，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兴知府赵瀛觉得让楼的四周布满汪洋的水更有诗意和情韵，便将其改建到湖心岛上，烟雨楼从此名扬四海，乾隆下江南时曾多次登临。此楼正楼两层，高约20米，建筑面积640余平方米，重檐画栋，朱柱明窗，柳映荷照，莺歌燕舞，江南园林具有的好处，它都兼收并蓄。

正遐想着，天不觉间暗下来，路旁的瓜型灯早就点燃了满腔热情，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嘉兴流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下班比内地早些，但我没有得到电话召唤，依然不敢回家。我知道，只要这两个人下午逛街，家里的晚餐一定会姗姗来迟。与其坐而等饭，不如让眼睛先饱餐几顿秀色。遗憾的是这样美好的散步，第二天开始就被残酷的新冠疫情切断了，去南湖看烟雨楼自然也就成了一掠而过的云影。

家庭初级“防疫”

1月21日，早起在手机上看新闻，突然看到一个视频。视频里，当时身在武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明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呼吁大家注意防范，不要去武汉，尽量少出门，万一外出必须带口罩。钟南山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定可以度过难关。说到这里，他哽咽了。俗话说：英雄有泪不轻弹，院士流泪，证明情况比最初少数人描述的肯定要严重。我这人忧患意识强，而且性子急，吃完早饭，跟家里人讲了一声，立即上街买口罩。

长到这么大，我从来没有买过口罩，也不知要去哪儿买。后来想：口罩有防病毒功能，医院和小诊所应该都有。但大医院一般得凭处分买这些东西，那么就去小诊所吧！打开高德地图，输入“诊所”字样，呈示的结果有十多个，最近的是高照街道秀清社区的，走近一看，该诊所正在装修，门口堆着木材、水泥、砂石等大堆建筑材料，显然不像上班的模样。第二个诊所距离我2公里，我按照高德地图步行导航的指引，一个拐角一个拐角地找了去。一位老医生客气地接待了我，问明来意，他告诉我：诊所不卖口罩，想买口罩得去药店。

找药店倒是不难，诊所对面即有一家。店里还剩下六个纱布口罩，每个只要两块钱。我看了一下，一是觉得厂家舍不得用布，面积明显不足，很难遮住我这大个子的口鼻；二是做工粗糙，连线都缝得东倒西歪，使我不敢相信它有防病毒的功能。我于是又开始麻烦高德地图，按照其指引的路线一家家寻找别的药店，一家只有一次性口罩，没有纱布的；一家有纱布的，却只剩下4个，而我最初设想的是家里每个人至少得买3个，总共需要9个，只好放弃。说起来有意思，初次买口罩，我根本不知道一次性口罩是用无纺布做的，并且消了毒，对新型冠状病毒有一定的防护作用，而纱布口罩除了防灰尘、飞沫，对病毒基本上无可奈何。自然也不能完全怪我。当年SARS病毒猖狂的时候，一些单位发的就是纱布口罩，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认知：纱布口罩可以防病毒。走了一家又一家，最后在一家大店买到了五个纱布口罩，离我计划购买的数量有点距离，但想到再放弃很可能还要转更多圈圈，便毫不犹豫地下了单。三四天后我才感觉到：虽然纱布口罩未必对病毒有多少防护作用，却是出入小区和大门外的水果店和生鲜店的“路条”，没有它，我连这个小区的大门都出不了。

                    沙发上的“应急响应”

妻子有个妹妹在杭州萧山，两人感情很好，姐妹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妻子每次去嘉兴，只要时间稍长，都会给她打电话，吩咐她带小外甥女来玩。我们一起去过月河历史街区，游过范蠡湖公园，逛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街道。此次去嘉兴，妻子又告知了她，并约好年后第一时间姐妹相见。

新冠疫情来了，当时武汉和全国各地感染者的底数尚未摸清，每天的感染人数明显上升，与亲友相聚显然不合时宜。我们是毫无防备乘火车来的，不知道自己是否已被病毒感染。姨妹一家从杭州来，也要接触些陌生人，同样隐藏着被感染的风险。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取消聚会为好。我坐在沙发给姨妹发了条微信消息，大意是说小外甥女年纪太小，抵抗力不强，鉴于目前的情况，不妨将聚会改到未来合适的时候。我开始还担心姨妹可能不高兴，中国是礼仪之邦，倘在平时，主人取消自己邀集的聚会很不合适。没想到不到三分钟，善解人意的姨妹就回复“好的，好的”，我不禁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给姨妹发完微信，我让妻子关心一下娘家防疫的事，自己则给父母打了一通电话，首先是过问家里是否有足够的生活物质，遇到难处可向小妹求助，叮嘱他们服从社区安排，尽量不要出门，也一定要婉拒亲朋戚友的到访。接着，又打电话给小妹，建议她抽时间送几个口罩过去，并教给老人如何使用，父母万一需要出外，也有个起码的防护。父母年事已高，读书不多，对病毒、细菌之类的东西几乎完全没概念，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在疫情中确保他们的安全，是我法律上的义务，更是我道义上的责任。

提袋小买

我是一个书生气比较浓的人，一辈子活在精神里，只在乎读书、写作，兴致来了，也会偶尔给家人买买菜，但这样的事一个月都难得碰上几次。买菜太费时间，而我每个时段都是有安排的，比如上午上班或者写作，下午读书或者上班，晚上散步、瞄新闻，然而，在嘉兴那段时间，我主动承包了每天的买菜任务。

此种承包有客观原因，亦有主观因素。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我每天都会关注全国疫情。最初一段时间情况颇为严峻，全国每天都有数千确疹病例，浙江也是每天增加一百、两百的，我的心情受到很大影响，写作难以为继。从主观方面说，女儿一个人在外地，平时少有机会关心她，我难得体现出一个父亲的温情；加上疫情当头，出外有一定风险，我也不想让孩子过多地抛头露面。女儿所在小区门口有家“戴梦得生鲜店”，大葱、白菜、萝卜、芹菜、牛肉、猪肉、面粉、苹果都有卖。我总是每天早早起来，给一家人蒸好馒头、鸡蛋，然后蒙着口罩、提上无纺布袋子去采购。家里人喜欢吃水果，一天总要消耗掉三四斤，我总是采购得非常充足，而且一定是买品相最好的；我也爱买排骨，一买就是大袋，店里人都认识我了，每次来了新鲜水果和排骨，都会主动问我要不要，买排骨时请店员剁得小一点，她们也耐耐烦烦的，从来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神情。有次一个店员找零时多给了我十三块钱，我当时没看，揣在兜里，回家发现了立即跑去退还，她们很感动。我倒觉得这不是个什么事，疫情紧急，店员们为了大局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上班，多不容易，谁忍心去占这点小便宜呢？

城内“出差”

1月30日，女儿接到单位通知，要求各部门2月1日起安排一位领导、一位工作人员轮班，以处理疫情期间各种紧急事务，女儿所值的班是在2月1日至5日。在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的时候，女儿上班，我心里总是惴惴的，我跟她商量，一是叫她别坐公交车，走路上班，来回两个多小时就当锻炼；二是中午不要去食堂就餐，我去送。食堂人杂，我们无法搞清就餐者中有不有跟疫区的人密切接触的，万一有人存在这样的情况，又不主动上报，就会很麻烦，坐在办公室吃饭，心里踏实。

我去大润发买了一个两升的不锈钢饭盒，两升是两人份的，我觉得没关系，大一点东西还装得多些。饭盒分三层，一层装汤，一层装饭，一层装菜，非常方便。回来后用开水做了次试验，100度的水倒进去，4个小时之后倒出来还蛮烫手。

给女儿送的饭菜当然是精心准备的，每一个中餐都不重样，比如今天中午是红萝卜炒牛肉、炖排骨、大白菜，明天一定是红烧鱼、炒鸡蛋、菠菜，生怕女儿觉得不好吃，剩在饭桶里。或许是因为饭菜口味不错，或许是由于女儿体谅父母的苦心，我每次送去的饭菜，她都吃得干干净净。

第一次送饭，内心其实有些忐忑，主要是担心在路上遇到“不该遇到的人”：一是不戴口罩的，二是处于新冠病毒潜伏期的。无论来去，我都极力避免跟别人擦肩。看到没戴口罩的人，我会躲到一边，与其保持至少两米的距离，让他们先过，即使碰到戴口罩的，也尽量避免脸对脸，生怕他一不留神蹦出个喷嚏来。走了两三个来回，经验多了，这份紧张才稍稍缓解。

送饭表面上只是个体力活，实际上牵涉到正常生活节奏的改变。女儿在家时，我们一般都是11点半开始弄中餐，12点30分以前吃完饭。现在为了保证女儿不迟于12点40分拿到饭盒，我必须将吃完中餐的时间改到11点半。这样一来，早饭与中饭的间隔特别近，往往早饭还将肚子撑得鼓鼓的，马上又得端起中午的饭碗了。下午呢，女儿下班是5点，在路上需走70分钟，到家里已是6点多了，中餐与晚饭隔得非常远。

浙江的疫情管控特别严，我送饭得比平时多走许多路。比如小区有个南门，直通我必经的殷秀路，现在南门封闭，我必须从位于秀清路上的东门出去，绕个大圈子再到殷秀路上。想进女儿单位也是这样。行至文昌路中段，本来可以走学校的北门，那样至少可以节约一千步路，如今封闭了，只留正大门，我得走完整个文昌路，再转到越秀南路中部，还不让进去，只能隔着栏杆办交接。一个人在街上一天行走两个多小时，步子又急，累得双腿打跪，但想到女儿吃的这份饭里包含着可口、安全，也渗透了自己想要呈示的亲子之爱，便觉得自己的这几趟“城内之差”出得特别值得。

客厅“运动场”

在娄底，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吃完饭后跟几个好友在学校运动场走至少一万步，我们因此建了一个名为“运动健康和美”的微信运动群。朋友来自不同职业，有的纵横在官场，有的拼搏于文坛，有的驰骋在商界，有的醉心于建筑，但大家相处得极愉快。

疫情爆发之前，这个微信群是非常热闹的，一到傍晚，几乎都会有人喊“出发”，也都会有人回应，朋友们偶尔有外面的应酬，也会说声“今晚请假”之类。我们一般是7点到7点半相聚，8点半到9点回家，运动一个半小时左右。大家在一起聊时事，论人生，谈股市，就算偶有争论，也没有谁当回事，第二天彼此依然谈笑风生。出现新冠病毒疫情后，群里没有了朋友散步的消息，多的是对病毒的关注，我们的“运动场”纷纷改成了家里的客厅。

到达嘉兴的当晚，我便开始延续晚上的锻炼。我给女儿买的房子不算大，因为是楼梯房，使用面积也达到70几平方米。从客厅到餐厅，大约是十七八步，走不到三个来回便有100步。如果还拐拐客厅与卧室之间的过道，一个来回至少有50步。只是在客厅里散步，难得像在运动场那样专注，一会儿想到要瞥下手机里的新闻，一会儿又觉得还要烧壶水喝，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平时一个小时走完的路程，在客厅里得花费两个小时。好在疫情期间，天天宅在家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也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合适。当然在客厅“运动场”散步，我的耐心比较有限，一般都是走到三四千步就收工了。有一点可以感到欣慰，疫情延续已经一个多月，我的客厅散步也坚持了一个多月，其中包括在嘉兴的所有日子。

小区多了“红袖章”

2月8日8点多钟，我习惯性地提着布袋出外购物，到达小区门口，发现大门两旁多了几位“红袖章”，他们有的像保安，有的像社区志愿者，袖章上一律标着“防疫”字样。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士告诉我：小区已进行严格的封闭管理，进出得凭通行证。他带我到另一侧领了张红色小纸条 ，纸条的背面印着些与疫情无关的文字，看得出这是个临时举措。凭了这张纸条，我测了体温之后，顺利出了大门；还是凭着这张纸条，我购了蔬菜、水果，无碍无阻地进了大门。

回来的时候，在小区步道旁的张贴栏看到，物业其实2月7日已出通告，说是从第二天开始进行新一轮封闭，外面的人与车不得进入小区，业主凭通行证出进，每户一周可派一人出外三次。2月10日，我再次出外买菜，向“红袖章”出示前日领得的小纸条，一位年轻人告诉我：纸条已经作废，可去对面领一张正式的通行证。我依着指引走到一片台地上，工作人员问了房号、户主姓名、联系电话，就发了一张对折的硬质证件给我，封面印着某某小区通行证，盖的章却是“嘉兴市秀洲区防疫指挥部”，里面有两个月的日历。每出去一次，工作人员就用油性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勾。知道出去变得不方便，此后我买菜、买水果总是一次性购齐两三天的。

戴眼镜的搬水工

一早起来，用气压泵压纯净水桶，却怎么也压不出水，低头一看，才知桶子已唱“空城计”。给大门边送水的店子打电话，店家说：小区封闭，不让外人进来，得我自己去拿。生存之事，吃喝为大，所谓喝，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喝水。家里无水，送水的又进不了小区，自然只能靠我这个大男人想办法。一大桶纯净水少说也有30升，换算成重量，是30公斤，让我一边一半挑着上楼，应该不算个事，但叫高度近视的我扛到肩上搬进四楼，还真没那个能耐。我只能选容量小的。农夫山泉，4升一瓶，每箱6瓶，我一口气订了3箱。先是将它一一搬到小区门口，然后憋足一口气，从门口一路端到四楼，敲开门交给女儿之后再抱第二箱，反复数次，弄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内衣也浸湿了。平时，这种事我都是请别人做的，买的时候就会跟商家讲好，加多少钱，然后送到家里。疫情来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为了基本生存，时刻离不开眼镜的我只能放下平时的指手划脚，去拼自己并不擅长的体力。后来，我又搬过三次水，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做铺垫，已不觉得如何为难，人毕竟是一种懂得适应环境的动物。

另类烦恼

走向社会后，从来没有设想过一种情况：某一天无书可读。

读书无非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有买书的钱，二是有适合读书的场所，三是有一定的空闲时间。这三个条件都我都具备。我供职于一所省立大学，每月工资加稿费、版税虽然不是一个如何了不得的数目，但掏出千儿八百块钱买书，一点问题也没有。何况，我常年订阅两种报纸、三种刊物，更无形中充实了储备。我家有书房，12平米，足以安放几个书架、一台电脑、一把沙发，一个人读书完全够用。依高校惯例，专任教师不坐班，除了上课、开会，平时不用去单位，时间相对自由，想读书，绝对可以找到机会。

然而，一次偶然的出行和一场不期而遇的疫情改变了一切。

去嘉兴，我原本只准备呆九天，为了自己的心灵不挨饿，我在行囊里放了三本杂志、一本图书。依经验，读完一本杂志费时四小时，啃完一本书，需要二十小时。可供阅读的材料耗时达到了三十二小时，等于每天可以阅读三个多小时，应该说非常够量。没想到新冠疫情波及全国，浙江也属于影响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加上没有买到一次性防护口罩，我的归期一推再推。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话说，叫“君问归期未有期”。

回家的时间大幅推后，所带的书肯定不够读。女儿虽然也是学中文的，但小专业却跟我区别很大，她本科读的是对外汉语，研究生上的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书架上摆满了外国文艺理论、西方文学作品和英文、韩文书籍。而我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最喜欢看文史哲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上她买的一些书青春性强，字号小，不适合我这即将走向老年的眼睛。我只从她的书架上勉强挑了两本书，四五天就看完了。本来，女儿家隔条马路就是街道图书馆，设施非常好，有中央空调，冬温夏凉，带电脑可以无线上网，我以前去过多次，现在一把小小的锁，就将全部方便锁进了门里。在网店下单吧，全国上下四处封路，平时一个快递两三天会到，现在十多二十天还没个音讯。因此，每天做完少量的一点家务之后，我总觉得心灵空空的，没有落处。

新版“皇帝的女儿”

前面说过买口罩的事，那时真不知道口罩有一天会成为人人仰视、求之不得的皇帝女儿，否则，我可以21日再上一次街，多买一点。自从新冠病毒传人的消息成为媒体的热词，口罩马上会成为一等一的热销货了。在其时的嘉兴，不要说N95口罩、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就是专家说不太能防病毒的纱布口罩也买不到了。一段时间，我内心的焦虑真的冲到了峰值。戴纱布口罩偶尔去小超市买菜什么的，我倒是不怕，毕竟那家超市面积不大，通风良好，但让我戴着这种口罩乘火车回娄底，我实在没有这个胆量。好在嘉兴市政府急民所急，在微信和支付宝上向市民投放口罩，每份5个，6元钱一份，邮政快递送到家，秀洲区每天13点摇号。我建议女儿下载相关APP，每天参与申请。参与摇号的人太多，网络非常拥堵，许多时候，连个资料都填不进，坚持了个把星期，女儿终于申购成功了一次，这才有了我在路上戴的一次性口罩，我也才敢最终确定本次嘉兴之行的归期。

                “三脚猫”网红

这些年最流行的事物之一是网红的出现。某次采风，我亲眼看到过一次网红的直播，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漂亮女子站在设备前，一边笑意可掬地跟观众打招呼，一边用心介绍着背后货架上的农产品，有花生、干蘑菇、红薯片、熏泥鳅、土鸡蛋等等，边上几个助手则在网上帮着处理粉丝的询问与订单。据说，本地一个网红曾经一天之内卖掉二十万枚土鸡蛋。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变身“网红”，虽然，我这个“网红”实在只有“三脚猫”的功夫。

学校原定2月17日正式上课，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只好一再推迟开学时间，先是安排在2月24日后，后来又推到不早于3月2日，最近有消息说可能还要延至3月17日。开学时间可以后推，大学生的学习却不可耽误，省里和学校要求老师们从原定的开学时间起上网课。对电脑，我是熟悉的，1999年初鄙人购买第一台电脑时，学校百分之九十的家庭还没有配置。三年之后上网，报刊还普遍在接收纸稿。但对网络录播、直播之类，确实很陌生。也不是学不会，而是认为这些东西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并无多大用处，没想到去学。我一直崇仰“内容为王”的教学理念，觉得一个老师知识渊博、见识超拔、口头表达能力强、善于把控课堂，就可以将课上好，其余东西无关紧要。现在“疫情”一来，线下的课堂暂时没有了，录播、直播也就成了一个必须攻克的山头。

我去嘉兴，并不知道会发生全国性的疫情，更想不到日后有一天得上网课，教案、教材、工作电脑，一样没带。我第一周有八节课，都得在网上完成，这就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压力。好在我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创作》都是老课，前一门教的时间超过三十年，后一门也有十来年，我对相关内容都比较熟悉。我的安排是这样的：先从“学习通”上下载相关提纲，再在网络上找些资料，写成教案。读大学时，老师教过我们一种方法，上课前将课堂要讲的东西背下来，然后再上讲台。我觉得这样做太死板。许多年来，一直坚持只想好思路，便上讲台，详细内容临场发挥。平时这样上了也就上了，从没将它当成什么特色，到了用手机录网课时才发现它的优越，那就是：可以“习惯性”地调动脑子里各种知识资源，为“突袭”的工作服务。录播课上了好几场，学生反映不错，看来，再多上几次，我这个“三脚猫”网红很有机会晋级为“四脚猫”。

笑话归笑话，我还是特别想念线下的课堂，总觉得那样的场所更踏实，更能唤醒一个老师内在的教学激情，好在随着政府和社会的全力战疫，新冠疫情已大幅减轻，像往日一样无拘无束地站在讲台上授课的时间应该不远了。

君问归期终有期

2月23日，是我回娄底的日子。为了这个归期，我真的费尽脑筋。我们去嘉兴的车票是托旅行社订的，已经出了票。退票，只能去火车站窗口。1月26日，正是大年初二，我戴着一个纱布口罩，坐公交车去火车站，内心非常复杂。不去吧，车票是28日的，马上就要过期；去吧，又有点担心被感染。要知道当时的嘉兴每天都有确诊病例，谁也不敢肯定自己一定可以躲过疫神。不过，考虑到那个时候的公交车上往往没有多少乘客，车子也消了毒，最后还是去了。2月11日、16日分别改签、另买了一次火车票，都因为疫情没有成行。这一回，全国疫情得到了控制，大部分省份连续许多天都是零确诊，单位的同事又多次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加上网课早已开始，也有了一次性口罩，离开嘉兴似乎成为可行的选择。

进火车站首先得量体温，我自然高度配合，因为个子太高，我甚至潜意识地低了一下头。防疫人员做事扎实，是为大家的健康，我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总想突破规矩，该戴口罩不戴，该量体温不量，该亮通行证不亮，是想证明自己的牛气吗？其实能证明自己牛气的场合多了，在这样的场合显摆，除了呈现出愚蠢和浅薄，不会给人留下别的印象。测了体温，过了安检，在候车室坐了三四十分钟才上车。候车室比平时安静许多，少有人高声谈笑。这不奇怪，疫情当头，少说话就少有飞沫，既利人也同样利己。

软卧车厢人变少了，以前四人一个包间，现在变成两人一个。我们夫妻约定在车里始终戴医用防护口罩，不喝水、不吃饭、不漱口，也不随便跟人说话，一句话，不给新冠病毒任何兴风作浪的机会。我们在嘉兴已精心保护了自己个多月，决不能因为坐一次火车前功尽弃。那天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嘴巴烧得像火一样，背包里的水却没人喝一口；我们胃里空荡荡的，两包旺仔小馒头却没有谁去动它。

出站得扫APP或身份证填表，姓名、年龄、有无与湖北人员接触，是否经停武汉都在其列，我感觉到了娄底人办事的认真，不觉间对自己相依相伴了35年的城市生出一种别样的好感。是的，虽然瘟疫无情，如果每个肩负职责的人都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再狡猾的病毒也一定会被我们打败。

一转眼，回到单位颇有些时日，我依然天天关注着海内外疫情，为日渐减少的确诊数字欢呼雀跃，倚门等待春天的到来，同时也想方设法让自己静心，读点书，想点事，写点文字，干点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儿。有研究说：此次新冠病毒的宿主是蝙蝠，不知道对不对，至少它来源于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很大。严酷的生活已经给了我们一种启示：人类远远不是无所不能的，面对已知或未知的世界，我们不妨多点敬畏。

                               2020年2月29日初稿，3月3日改毕

  （此文在在底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的战“疫”主题创意活动中获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