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殊死大搏斗拉开帷幕。
抗目战争全面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企图以三个月时间“灭亡中国”。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生存和发展才是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土愿意“为国效命，用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万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党中央所在地。接着，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 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约1.03万人。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方能胜利。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召唤着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召唤着全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召唤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在声明中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 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国民党内的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一度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投人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内地。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许多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这些百年以来未曾有的新气象，标志着一一个古老民族的空前觉醒。这就使日本侵略者突然发现，它面对的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整个中华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战线。
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主张。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和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为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必须明确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当时，“亡国论”和“ 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都有相当大的市场。中日战争的过程究竟将怎样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抗战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这些问题亟待得到明确解决。
为了初步总结全国抗战经验，批驳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在1938年五六月间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明确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他分析了战争双方存在着的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进而指出: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 中国不能速胜: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提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再到优势。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在整个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人了人民战全的汪洋大海之中。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J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一篇 讲演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论持久战》中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写作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特别强调了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此刻，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防御阶段。这个阶段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日军分路深人中国广大领土，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二是中国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迅速壮大起来。当时，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曾进行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6周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平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被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残忍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1/3 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物遭到掠夺，昔日繁华的古都成了人间地狱。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这一灭绝 人性的大屠杀惨案，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空前斗志，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念。
八路军到达山西抗日前线后，即取得平型关战斗重大胜利。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接着，八路军三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相继取得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胜利。忻口战役历时20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朱德在家书中写道:此战使“全线士气为之一壮。如各军都同我们样，那就不难打退敌人和消灭敌人”。目在深人敌人后方以后，八路军应该怎样作战，怎样打击敌人?党确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军事战略上实行了重大转变，就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在华北上升到主要地位。党领导的军队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当日军依仗优势兵力，气势汹汹地向前猛进时，国民览的军队节节后退，而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却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他们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组织工作团， 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这是敌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敌后抗日政权的建立，恢复了国民党政权渍逃后陷人一片混乱的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迅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1938年4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将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对于习惯山地作战的八路军来说是-次新的挑战。新四军各部也利用山区和河湖港汉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敌后战场的开辟，使中国抗日战争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迅速发展，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八路军将士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反复“扫荡”，只有极简陋的武器装备，没有来自后方的枪支弹药的接济。他们在敌人的包围中创建抗日根据地，那里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其恶劣。1937 年11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向晋察冀进军时，五台山已开始飞雪，部队还穿着单衣草鞋，在破庙中过夜。然而，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终于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其中的关键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人民军队能够在敌后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奥秘所在。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在全民族抗旧战争中，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党如何正确处理统-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 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全民族抗战伊始，党中央就指出，必须坚持统-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 切服从抗日”，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这些错误观点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坚决抵制。1938年7 月，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全会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确定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是‘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全会重申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全会还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