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主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水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议，1931 年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这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后，于8月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不仅发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还描绘了他对未来的期盼:“中国-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剩”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当时担介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已不足1000人，成为一支身陷重的、无法过江的孤军。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师长陈树湘身是胆、毫无谁包他率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道“城境: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为红军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你重被俘后，敌人将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过来，自己纹断肠子，壮烈牺牲。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 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 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 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 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
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红军北上和三军大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进人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覆灭的地方。红军-一部分由17勇士领头，强渡成功。但大部队仍不可能在这里迅速过河。大部队乘敌军没有来得及破坏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前，以两天时间赶完340里行程，直取泸定桥。以22名战士组成的的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桌聚桥上铁索，冲过沪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过河后，中央红军又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这座山位于懋功(今小金)以南，海拔400多米，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许多红军战土牺牲在征途上。
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6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久，张国秦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的前景蒙上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此时，张国秦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电令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幸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 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连改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宽中夫多次政电要求张国泰立即幸部北上，但张国秦置之不理。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于张国秦错误的决定， 并将北上红军政称“陕甘支队”。
陕甘文队先头部队于9月17日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期庆北有相当大的”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怡逢此时，1934年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不久，陕甘支队顺利越过六盘山主峰，毛泽东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表达了红军不可战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将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即恢复红-方面军黄号，红十五军团并人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2月至7月，红-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1935年 10月，反对北上、 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再加上重新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作战中减员过半。1936年6月， 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党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 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 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英雄的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00余次战役战斗，路站近百条江河、聯路的务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在翻越大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处长叫来，想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东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久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正是有了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红军才战胜了空前的困难，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党在思想上不断成熟，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
红军的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的，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红军在行军途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条被子，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 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936年10月下旬，为实现打通苏联援助道路的目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 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人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血沃祁连。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红军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党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
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约1.6万人，在项英和陈毅的率领下，策应、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众寡悬殊，遭受重大损失。苏区中央分局继续坚持领导和开展了闽赣边和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领约300人，到达赣粵边地区，以油山为中心，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其间，陈毅曾写下:“投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表达了共产党人面对异常艰难的斗争形势矢志不渝、永不言弃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与此同时，在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皖浙赣、浙南、湘南、湘鄂赣、湘赣、鄂豫皖边、鄂豫边以及琼崖等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英勇顾强的游击斗争。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许多干部和战土英勇牺牲。瞿秋白被俘后，坚贞不屈。他在被押往刑场前慨然绝书:“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走到罗汉岭一处草坪，他环视四周，盘膝坐定，对刽子手说:“此地正好，开枪吧!巴!”年仅36岁的瞿秋白从容就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视死如日的大无畏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积极组织并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从1933年9月起，中共满洲省委把党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党领导或影响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发展为11个军，共3万余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在东北抗联这支英勇的队伍里，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1936年8月， 年仅31岁的赵一曼牺牲前，在给儿子的遗书中写道:“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赵-曼“誓志为人不为家”的高尚情操生动诠释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