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这颗种子找到了东山学校这方沃土。读书当学毛泽东，在东山，少年立志，增长见识，扩大眼界，关注时政，不做“井底之蛙”。东山书院自修室和训诂室的存在，是给思与问留足了时间和空间。毛泽东在1921年8月所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堪称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思想高峰，他在百年前说的学校坏处有点像是对当下教育的预言。东山精神应该概括为：革故鼎新、兼容并包，经世致用，胸怀天下，敢为人先，期待今天的东山延续这种精神，在教育的应试困境中出走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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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是从韶山升起来的。
    东方红，也是从东山升起来的。
    我所说的东山，是湖南东山书院，位于湘乡老县城边缘，离韶山50多里路。第一次到湘乡县城的时候，毛泽东走在石板路上，问表兄：“么夹街上要垫石板头？”表兄文运昌回答：“这座城叫龙城，石头就是龙鳞。”
古称龙城的湘乡，位于湖南中部，于公元前3年置县，是楚南重镇，也是著名的湘军策源地。“自古无湘不成军，天下湘军出湘乡”，湘乡曾“以百里之地荟萃群才，以一军之威维系全局”，“以一县之兵，征伐十八省”，历经半个多世纪，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传奇而厚重的一章。
    东山书院的名声大振，跟毛泽东在这里读过书是有关系的。毛泽东讲过：“我虽然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乡人的教育。”1910年秋，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招生季已过，校长李元甫让毛泽东在校门左边的门房里写了一篇作文，就凭这篇题为《言志》的作文，穿长衫草鞋的土包子毛泽东进了洋学堂，成了一名“外籍生”。他还在这里写下了有名的《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表现出非常人的志向和胆识。我每每读到毛泽东离开东山38年后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特别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一句，总会想到从蛙变身为龙虎，这种前后呼应，一点都不是夸张手法，而是一个人理想的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其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滔天”就是毛泽东在东山读书时作文里的佳句。
一个人到了一所好学堂，有点像一颗种子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毛泽东这颗种子找到了东山这方沃土。
    在东山，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大清的版图，他知道了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他开始深思：疆域如此广大、人口资源众多的大清帝国竟然打不赢一个弹丸小国？
    在东山，毛泽东从同学萧三那里借来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几天后还书的时候，他十分感慨地说，当今的中国太需要书中这样的英雄豪杰了。26年之后，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自己读这本书的情景时说：他从中知道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在东山，毛泽东爱上了阅读时政杂志，他不仅接触到了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而且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启蒙教育，因而眼界大开，萌发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他反复阅读了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并写了大量的批语。梁启超字任甫，号任公，毛泽东就为自己起了“子任”的笔名，既表示自己钦佩梁，也表明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在书院正厅的廊壁上，还保存着1907年嵌刻的《东山书院记》石碑，碑文作者是曾两任湘乡县令的陈吴萃。文中“用能实事求是，以称雄于五大洲”一句应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最早启发点。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只过了大半年的时间，青年毛泽东就从涟水（湘江一级支流）之滨辗转到了长沙的湘江之滨，他跳出了井口，带走了一把思想的种子，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
    读书当学毛泽东，在东山，少年立志，增长见识，扩大眼界，关注时政，不做“井底之蛙”。我每次带学生参观东山时都会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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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书院是个好地方，面临涟水，背靠东台山和塔子山。
    从毛泽东1958年9月10日题写的“东山学校”匾下进得院门，沿着青砖围墙和林荫下的麻石小道，沿着环形便河，鸟语花香、水绕鱼跃，心中一片澄静空明。山水之间的东山书院恰如一朵莲花：中间的建筑群状如花蕊，环绕的便河、围墙、小道和花木组成的长廊则如层层花瓣。
    据校史的记载：1890年4月，本地士绅正在筹建“东山书院”，湘军名将、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谥号襄勤）听说后，主动捐银二千两，被推举为“倡修”，并选定了这片传说中的“莲花屋场”。如今，在书院正厅，仍能清晰地看到房梁上“……刘公襄勤倡修……”的字样。
    但是直到1895年，书院建设仍未动工，而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面对国是日非，湘乡士绅许时遂等人痛感要培养能够“兴国而强兵，足民而丰财”的实材，唯有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他们呈报的关于开办东山精舍的禀文（并附《东山精舍章程》）获得湖南巡抚、维新派的积极支持者陈宝箴批复支持。东山精舍诞生后，成为东山学校最初的前身。地点暂设在东台山凤凰寺，“废科举，兴新学”，打破传统书院的读经模式，不再以科举应试为办学方向，开设了算学、格致、商务等与国际接轨的近代新学课程，分科造士，培养专业实用人才。戊戍变法失败后，清政复古，东山精舍自行解体，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开了湖南新式教育之先河。
    东山书院于1900年全部落成，当年正式开课，管理制度等基本沿袭了东山精舍，但教学内容复古为注重经史。第一任山长由知县聘请举人谢锺楠（湘乡上里，今涟源杨家滩人）担任。
    从1890年倡捐，到1900年落成，事阅十年，工程用费共一万四千七百一十四串九百文。这一时期，书院所辖资产还包括水田八百五十四亩九分、房屋六座、东台山林场和旺南庵油桐场，岁收租谷一千三百五十五石一斗，作为办学经费。彼时湘乡大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绕过一口水井，跨过一座石桥，便直达书院。青砖白墙，古朴清新，没有堆砌的华丽装饰，没有虚造的声势，一切，都是那么端庄、朴实、宁静、典雅。书院门额镶嵌的是汉白玉，字圣黄自元题写的“东山书院”四字苍劲有力，笔笔沉稳，像是《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放大后，沉稳地落在上面。据说当年是派一顶八抬大轿把黄自元请来，付了一百两银子作为酬谢。
    进得书院正门，天井里榴花正盛，红花在绿叶间，灿若烟云；腊梅隐晦着她的坚强与高洁；还有两株光叶玉兰见证着书院的兴衰。穿过天井，庄严肃穆的大厅高悬着校训“公诚勤俭”，两旁大柱上挂着楹联：公毕方将私治，师严而后道尊。
    大厅的后面才是礼殿，这有别于古代其他书院。东山书院把讲堂放在核心地位，高于了祭祀和藏书等空间。中庭的两翼，西斋是学生寝室，东斋是学生自修室。
    东山书院的建筑具有典型的湖湘书院文化特色。头门、讲堂、礼殿三进层层深入，突出主要建筑的恢弘气势，越往里，越显得尊贵，这是“礼”的体现，各庭院空间又有和谐共生的情趣，恰是“乐”之所在。《史记·书·乐书》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把建筑和古书对应着来读，你不禁会感到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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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着指示牌的“少年毛泽东读过书的教室”是一间“洋教室”，建于1905年。那一年，科举被废除，东山书院改为湘乡县公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次年开课，学制三年（1921年后改为两年）。起初以天干序班，到第八班才开始用数字编班。毛泽东被编在戊班，算起来应该是第五班。所以，毛泽东的东山校友中，萧子升读于甲班、萧三读于乙班、陈赓读于九班、毛泽覃就读于十班、谭政读于十六班……
    这是典型的班级授课制，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广泛兴起于17世纪乌克兰兄弟会学校。1632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出版，标志着班级授课制的理论构建完成。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在中国最早采用班级授课制。很显然，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这间“洋教室”融合了中西建筑风格，高大宽敞，装有大洋玻璃窗，采光、通风条件好，少年毛泽东个子较高，坐二组倒数第二位。巧合的是，这间教室所在的地方，便河没有挖通，恰似书院整枝莲花的花柄，是输送养分和水分的途径，据说是风水上讲的龙脉。
与之前东山书院期间复古为注重经史不同，高等小学堂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是按照现代学校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的。当时课程既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也有体育、图画、音乐等。教学方法上强调主导和主体、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做到了循循善诱，生动活泼。
    我最感兴趣的，是“洋教室”前面的两块黑板。在中国古代，通常是教师在沙盘里写字教学，但沙盘只能水平放置，无法达到更有效率的教学效果。大约在1817年，美国人发明了黑板，这对课堂教学带来了革新，积极地推动了班级教学，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在我儿时记忆里的黑板有两种，一是在水泥墙上涂上黑漆，一是在木板上涂上黑漆。令我稀奇的是，东山书院的这两块黑板竟可以滑轮升降，交替使用，当时算先进设备了。按推断，毛泽东在到东山读书之前是没有见过黑板的。
在书院，监学室、堂长室算是教师用房，理发室、训诂室和藏书室是师生共用。学生用房里，寝室两人一间，自修室六人一间，都不适于集体授课。正厅是书院中轴线上的第二进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还有两层稍间，面积很大，算是朝会集合和室内活动的地方，但没有挂黑板。
    所以我最初推测，这间教室是在校的三个班轮流使用，其中一个班上课的时候，另外的同学们就在自修室学习。那么，学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听讲，三分之二的时间是自学和提问，这样一来，可谓真正的“学问”了。
    然而，东山学校研究校史的老师告诉我，“洋教室”与书院主体之间曾有三间土砖平房教室，一度还改成了两层土砖“楼房”，那才是正规的教室。书院主体建筑中礼殿两侧现辟为谭政、陈赓两位大将生平陈列室的两间也是教室。
    所以，我的推测并不成立。但自修室和训诂室的存在，似乎总是在想告诉我一点什么。
    一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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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东山书院的意义，说得最多的，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是湖南维新运动中传统书院向现代教育发展的改革先锋，开湖南新式教育之先河。这种说法固然无比正确，但这是历史意义。
    前不久，我去了看过另一所百年名校。在那里，励志的标语口号飘满校园，原本只比课桌略高的教室外窗被封闭到站立着摸不到窗沿，每个班级门口的信息牌上写着校领导和老师的名字。有人对我说：标语口号是形式主义，是污染，破坏了学校应有的清静淡雅。还有人对我说，在另一所学校，校长把窗台降下来了。又有人对我说，班级信息牌是给去巡视的领导看的。此情此景，这些议论，对于教过几年书的我来说，内心五味杂陈。
    毛泽东有一句评语：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用在此，我以为是很恰当的。
    一个校长必须有自己的教育观，这个学校才会有灵魂。《东山精舍章程》规定：“山长须选品学兼优，中西兼通之士。”是把学生“管理”起来，还是让学生有自我的天空，这恐怕是有着自己“山头”的校长们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是直接影响到教育政绩观是否科学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曾经深情地说：“我在这个学堂有了不少进步”。如果我们的每一所学堂，都能让走出去的学生说这句话，那就是成功的。前提是这种进步，不是灌输的、不是绑架的、不是以给别人看为目的。
    毛泽东所说的进步，在于东山小学堂为了开阔老师和学生的视野，使之跟上世界发展的大潮，做到了“兼容并蓄”。在这里，毛泽东大量阅读了有关维新思想的文章与书籍，原本朦胧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逐渐觉醒。学校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公开讲授维新派的一些文章，允许学生仿效“康梁体”作文，还利用有限的经费，定购了当时比较昂贵的《饮冰室合集》、《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申报》、《汉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书刊。
    能让学生不做“井底之蛙”的教育，是好教育。
    我无数次推荐大家去东山学校看看。2018年9月10日，在毛泽东为母校东山学校题写校名60周年的时候，我又带着我的盟员朋友们去了东山学校。我们期待着从当年的东山高等小学堂找到一些对教育现实的启示意义。
    当年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后又几易其名，1958年后，一直沿用毛泽东题写的东山学校这个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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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17岁的毛泽东要去东山上小学，他9岁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先后在韶山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6处私塾读了“六年孔夫子”，熟读了他不大喜欢的儒家经典著作，他更喜欢中国古代传奇小说。十三四岁时，他辍学在家务农，期间也不曾放下书本，他读到了《盛世危言》、《校颁庐抗议》这样的“新书”，萌发了爱国思想，激发了继续求学的愿望。
    这就是他的东山入学作文《言志》写得那么好的秘密。正是前面几年的私塾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底子。毛泽东在东山书院表现出来的优异的作文能力，对历史和时事的深刻分析能力，恰恰是在读私塾期间积累下来。
    毛泽东是个勤于思考，且善于思考的学生。在东山高等小学堂，除了学校提供的书刊，表哥王季范和文运昌还借给他《大同书》和《新民丛报》合订本供他阅读学习。在《新民丛报》第四号《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留下了迄今能够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批注，不动笔墨不读书，带着思考读书，这是学习精进的关键，也是毛泽东实践一生的习惯。会思考的学生，才会成长得更快。这种主动思考，不是老师布置的卷子和作业能够解决的。
    有文献表明：创建东山精舍的初衷，其中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在于弥补旧式教育讲解不足的问题，在于促进思考。正是如此，班级授课制恰好发挥了其讲解的长处。
    当年，是要解决一个讲解不够的问题。但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却是过度解读的问题。完美的诗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过度解读”往往意味着钻牛角尖，一些考题拼命“臆想”文章背后的微言大义，到了挖地三尺乃至歇斯底里的地步，不仅是在为难学生，让语文阅读变得机械与枯燥，进而让学生讨厌、害怕语文阅读；而且会曲解误读原文，进而伤害原文的人文意蕴和文学审美。
    网络曾流传一个著名段子，材料是四个字——鲁迅：“晚安！”语文老师的解读是：“‘晚安’中‘晚’字点明了时间，令人联想到天色已暗，象征着当时社会的黑暗。而在这黑色的天空下人们却感到‘安’，侧面反映出人民的麻木，而句末的感叹号体现出了鲁迅对人民麻木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段子，可谓是过度解读的极致。
    在东山书院期间，尽管生员以“应科举，登仕途”为目的，在教学内容上重教经史，同时习时艺试帖，兼治“大清律”，但方式却是以自学为主，教师只择要讲授，作个别指点。
    这种过度解读，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时期应该也不会出现。因为从沙盘进化到了黑板后，东山书院仍有自修室和训诂室的存在，似乎比起今天的学校，是有意强调思与问的重要性。给思与问，留足了时间和空间。
    胡适在《书院的教育》一文中写道：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所以书院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在清朝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的学者，往往不以题目甚小，即淡漠视之。所以限于一小题或一字义，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过往私塾教育的不讲，书院山长只是学问上的顾问，恰恰给了学生充分的自悟机会。自悟是语文学习，特别是写作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作文是不可教的部分，只有靠反思和自悟。这样的情况下，文史方面的很多东西是可以无师自通的。私塾教育和书院教育恰恰应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的自学能力是很强的——他甚至在长沙期间，从学校退了学，并且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图书馆去看书。中共一大后回到长沙不久,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第一所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在这所学校，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采取“自己看书、自己思考、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教育方法，“反对灌注式”。著名民主教育家蔡元培称赞其开创了“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是“各省新设大学的模范”。
    特级老师李希贵讲过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有一年，在高密四中有两个班没有语文老师，只好老师和学生一块儿制定他们的自学计划，让学生去自修，同学们实在感到太枯燥的时候，老师就把学生放到阅览室里去读书，或者把图书馆的书借到教室里让学生读书。期末考试成绩出来，这两个班的语文基础知识并不比平行班低，阅读题目和写作题目的成绩比平行班的成绩还略好一点。
    有研究者认为，班级授课制其实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但是它的弊端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它不利于因材施教，而且是以牺牲人的个性为代价的。毛泽东曾分析过，“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为了达成因材施教这个教育的根本性原则，上海等一些发达地区开始办小学校，办小班，很有点回到当年私塾的味道。
    由是，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想：对于数理化这类典型的认知类科学，讲解是必须的，没有学前面的内容，后面的课就不可能学会，这类课程，讲解对于学生理解关键点、重点、难点，尤为重要。但到国文、历史这类需要积累运用的非认知类科学，也许一个学期，一两年的内容没有学，还是能跟上课程，成绩好点的小学生去读篇高三的课文，理解难度也不是那么大，这种情况下，自主的思与问，就成了学习的关键。
    课改，老路与新路，在像两条蛇，绕在现在的学校身上。新世纪之初轰轰烈烈的课改，在家长的质疑声中得不到坚持，以至于二十年前就在课堂上出现过的方式方法，到了今天还像稀奇把戏一样。教育部还在下发减负十八条这样的训令。我们期待着又一轮革故鼎新，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需要思考革何故？鼎何新？
    也许东山学校会给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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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舍，最初是指儒家讲学的学社。东山精舍的教育目的，脱离了传统书院科举仕进的轨道，转向培养专精一技的实用人材。
    可叹的是，在我身边，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中考以后，绝大多数学生家长，不论孩子成绩好坏，一心是要送孩子去读普高的，去挤高考路。殊不知，某省重点高中，当年中考全部以全市绝对超高分数考入的千多学生中，有300多个只上了二本，还有200多个连二本都没有上，被网友戏称升学率最低的学校。这些孩子如果走另一条路，也许人生是另一种风景。
    东山精舍设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斋，分科造士。特别重视的是算学，甚至于规定了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格致是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的总称；方言指外语，目的是造就翻译人才，培养人才强调“崇实”，“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以便“养成实材”。
    东山的课程设置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它把社会需要作为办教育的出发点，“培养实用人才，以济当时之急”的办学方向，也为后世所继承和发扬。当年的四斋，不正是现在的职业教育吗？格致斋大约就是今天的工学院、生物工程学院的方向；方言斋就是火了几十年的外语嘛；至于商务斋，早就成长为商学院和MBA了。
    现代的高等教育，出现了过度的专业化。可是，没有多少人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所学的专业是对口的。也许，当下的职业教育，应当适当借鉴古代的书院教学文化，完善学生人格，陶冶学生情操，升化学生的人文素养，强健学生体魄。这些目标，过去适用，今天仍然适用，将来仍然会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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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地说，毛泽东是没有正儿八经受过书院教育的。他到东山读书时这里是高等小学堂。他从湖南一师毕业后到岳麓书院半学斋，只能算是寄居，当时的岳麓书院也已经是湖南大学筹备处了。
    但后来毛泽东办了半个书院，这话倒是可以讲的。因为他参与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蔡元培也说是“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毛泽东在1921年8月所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可堪称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思想高峰，仅此一论，标志着毛泽东在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之前，早就是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就是在发挥教育家的特长，进行大众启蒙教育、社会革命教育，教会人民如何起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在这篇教育家的宣言中，毛泽东非常客观、“实事求是”、辩证地分析：“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它研究的内容不对。”
    之所以说毛泽东是伟大的教育家，可以看看他在百年前说的学校坏处：
   “学校的第一个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种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重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
    这三点，我竟怀疑那只是三句预言——
    1955年，毛泽东与同班同学谭世瑛谈话时提到：“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名师出高徒。
    但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现在基础教育的老师，从学校毕业又进入到学校任教，在课桌到讲桌之间，缺乏对社会的体验与考察。譬如：语文老师不知道社会上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能力，只有改过数千万字成年人作文的新闻记者、公务员才深知写作的最大问题出在逻辑思维上，文不对题，层次不清，思维混乱，观点模糊，过多地学习了文学欣赏。没有人想过，就算是教材编者也有可能坐在研究所里闭门造车。
    现在更多站在讲台上的是师范生。当下，见教师往公务员和其他队伍考的多，公务员、新闻记者等返回讲台的少。
    百年前的中国，当时课程的设置，从社会的需要，老师是从社会到讲台。社会名流本身就是成功人士，不拘小节，但会把最重要的思维方法，思想传授给学生，这正是学习的内功。师范生可以教形，名流却可以教出神。就这几年里，东山学校请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先生讲“化学与生活”，请中科院大学副校长苏刚讲“格物穷理至真达美”，请清华大学王文强教授讲“数学的简约美”……这样的抛开具体习题，引导学生增长见识，增长的是观念、思维、思想、境界、气度、胸怀、格局……名流上过课以后，也许小考成绩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人生的大考中必会尽占优势。
    近日，深圳南山的一所高中公布了2020届毕业生拟招聘名单，引进20名教师均为硕士以上学历，其中19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3人是清北本硕连读毕业生。华中师大一附中招9名老师，6人来自北大清华，大多还是博士。我以为，这些学校的教育内容，是在从“形”到“神形兼备”的路上迈进。
    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为了人的成长而教育，而师范的本质是为了教育而教育。这对于师范教育，是不是也应该带来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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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毛泽东的父亲决定让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而毛泽东却十分想去表哥文运昌在读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新知识。他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亲朋好友，请到两位舅父、两位表哥和几位私塾老师轮番劝说父亲，最终征得了父亲的同意。他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夹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达了自己有志求学的信念和决心。
    这个故事，叫伟人励志出韶山。我的小孩上初中前夕，我带他去了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算是开学第一课。
    再后来的一个学期，我又把开学第一课的现场带到了东山学校。因为，伟人励志出东山。
    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写完《言志》的入学文后，李元甫说取了一位“建国材”。一般来说，单凭一篇作文，不会评价如此之高。后来，在纪念李元甫的碑记中的说法是“誉为国材”，此言就比较恰当。说明当时去评价学生，定位学生，标准是服务国家与民族，救国图强。为国育才，以能否为国家服务为标准评价学生，比较起今天的学校教育把爱国主义教育当成任务，实在是要高明、高尚、高标准得厉害。
    胡适说：书院是代表时代精神的。果然。
    毛泽东说，回看书院，一来，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胡适则认为：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但东山书院的便河，依然是一面中国教育的镜子。我认为东山的精神，应该概括为：革故鼎新、兼容并包，经世致用，胸怀天下，敢为人先。这是中国教育的一面红旗……
毛泽东在宣言中说：将来总会有改良的希望。
    日历，正要翻到2020这一页。正好一个百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改良，一直没有跨越伟大教育家毛泽东的宣言。伟大领袖毛主席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的“一种新制”，也许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
    我在北京参观过新学道临川学校国际部，那里的学生都不参加高考，直接把目标锁定在面向国外名校，很有点当年东山精舍回避科举的味道。
    不知道今天的东山是否还有这样的胆识与魄力，是否会延续着东山精神，在教育的应试困境中出走出一条新路。
    我期待新的革故鼎新、兼容并包的教育生态……
    我喜欢去仰望东山红！

    （刘德斌，娄底市娄星区人，师范毕业，民盟盟员。现供职于娄底市政府办。长期从事公文审核把关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有作文教学、青少年多动症等。发表过各类文字作品。主编有《娄底语文》、《新闻引路作文教学法》等。）

刘德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