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爷爷都没读过书，是文盲，吃了很多没文化的苦。于是，父亲用两件事告诫我，一定要读好书：一是他的太爷爷读过私塾，识字有文化，曾代表老家的刘氏家族修过族谱，上过四川、重庆、湖北，见过世面，引以为自豪；二是他自己曾当过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推荐了不少人去斗笠山煤矿、桥头河煤矿等单位当工人，而他自己却因没读书怕适应不了工作，痛失了几次机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发生。

我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父亲要我好好读书的教导时刻铭记在心，学习很用功，成绩也很优秀。小学、中学的老师及家长都以我为榜样教育学生与孩子，方圆十几里都知道了我喜欢读书。但我吃过的苦也不少。比如，读小学时家里没电灯，只有煤油灯，不很亮，父母为了第二天清早起床干活一般很早就睡了，我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里看书要看到十一点多，家里老鼠很多，这时开始活跃起来了，东响西闹，我胆子小，害怕得不得了。还有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我小学4年级11岁时，在原涟源县湖泉乡、荷叶区的语数竞赛中成绩突出，参加了荷叶区组织的暑假集训，湖泉乡共4人，培训结束的那天已是下午4点多，没有班车了，我们只好走路回家。从培训地原涟源九中现涟源二中到我家里有将近50华里，他们几个全在离涟源城区较近的西头，我一个人却在最远的东头，他们在天黑前都到了家，我却还要独自走近20华里且要经过一片坟地才能回家。我一个人摸黑在晚上十点多钟才到家，家人都早已睡了，我一进大门就嚎啕大哭，母亲怎么劝也无效，足足哭了20分钟，把自己回家无助、害怕、辛苦所受的委屈全都哭了出来。

后来，我考入了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业管理专业，那时我最喜欢看的书就是经济类的和管理类的。一到节假日，就跑到沙坪坝书店去看书，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再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经济学、管理学著作。熟知了国内的顾准、孙冶方、董辅礽、张培刚、厉以宁、吴敬琏及国外的弗里德曼、科斯、西蒙、斯蒂格利茨等等经济学家及管理学家。别人节假日大都是去游玩或找老乡、朋友聚会，我大学四年却是走遍了重庆市的大小新华书店，寻找经济学名著，与各类学者神交，其乐无穷。

大四时，我向《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作者、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黎诣远教授写信，请教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几个问题及表达了想读他研究生的强烈愿望，他热情洋溢回了信并欢迎我报考。令我终生遗憾的是为早点减轻家庭负担，在一亲戚的推荐下分配去了广州军区企业办工程部工作，后也没有去报考黎教授的研究生了。

在广州工作期间，我凭过硬的理论功底，以高分考取了经济师、会计师、项目经理，其中还参加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贸总协定与股份制经济”函授学习，被评为总后勤部营房部的优秀学员。

为了便于照顾家庭，我于97年作人才引进调入了涟源市人民医院，从事财务管理工作，仍把学习和读书当作第一乐趣，2000年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卫生管理专业证书班”脱产学习。读书的重点转移到了历史、人物传记及医疗卫生管理上来，并逐步加大了购书、藏书力度。2003年涟源市成为全国第一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试点县市，我作为财务专业人才调入了涟源市卫生局，独立起草了《涟源市新农合财务管理办法和会计核算制度》，参与起草了《涟源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等文件，受到省里好评。

2008年调入娄底市卫生局后，工作性质从原来的具体财务管理、业务经办转移到政策制定、宏观管理、业务培训及监督考核上来，写作水平要求越来越高。我自己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先后在《湖南日报》、《娄底日报》、娄底新闻网等媒体上发表了数十篇宣传报道，撰写的《新农合工作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省直管县”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建议》、《深化医改要谨防新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等社情民意信息分别被民盟湖南省委、湖南省委统战部信息专网及民盟中央采用。国家卫生计生委财务司领导看过我的文章后认为我对基层情况较为熟悉，知识较为全面，拟借调我去工作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对我喜欢学习和读书的肯定。

虽然大学同学大多已是处以上领导，或经商办企业拥有千万以上资产，而我仍只是个小小科长，既没有存款，也没有豪宅豪车，仅有近千册藏书，但我并不羡慕他人，也不为自己只知读书而不知升官发财而后悔。因为我读书，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