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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史回眸 | 气壮山河,光增史册:湖南籍三位盟员先烈史略

2019年5月10日       浏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不自由,毋宁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百多位民盟成员献出了生命。这其中,有我们所熟知的李公朴、闻一多、杨伯恺、杜斌丞等。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盟员先烈血染的风采。

湖南民盟省级组织成立于1949年1月,正是解放战争风雨如磐之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民盟大力推动并最终促成湖南和平解放,化干戈为玉帛,使三湘大地避免了一场血流漂杵、生灵涂炭。但在四川、在江西,在其他省份,湖南籍盟员却与中共一道浴血奋战,涌现了三位气壮山河的英雄、名垂史册的烈士。

黄细亚(1928—1949),女。字琼兰,笔名艾莱,湖南临澧人。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她是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二十七位盟员烈士之一。1949年11月27日,被害于重庆戴公祠的松林坡,时年21岁。

黄细亚1928年6月出生于湖南临澧县新安乡,1942年因抗婚逃离家乡,来到重庆,先后进入四川江津国立九中、重庆市立二中新开寺分校、沙坪坝分校学习。后进入《西南晚风报》和保育幼稚园工作。她先后加入新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国民主同盟,并成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重庆市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成员,参与和组织抗议当局的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活动。1949年9月,由于叛徒告密被捕。

黄细亚被捕后,先拘押在罗汉寺看守所,后移至新世界旅馆监禁。狱中,她曾多次受到严刑审讯,始终坚贞不屈。她还从狱中写信给家人说:“我很好,你不必为我着急,我每天坚持学习英语,读拜伦传,还想拉二胡、绣花,你将二胡和绣花的绷子想法带来。”她还对同囚一室的女同志说她要翻译拜伦的《去国行》。11月27日下午4时,她被国民党当局押至重庆松林坡刑场枪杀。

关于黄细亚的遇难,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中是这样记述的:“下来,快下来!持枪的匪徒首先拖下反绑双臂、年仅21岁的女记者黄细亚,拽着她拖入林中。黄细亚是个烈性女子……中学毕业后,进入《西南风晚报》当记者,经常以采访为名,传递革命消息。1949年9月,她被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黄细亚年纪不大,诗却写得很好。”在何建明、厉华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第一章“血染红岩”中对黄细亚的也有具体记录。《人间魔窟》也记载:“她的头部、胸部一共中了三颗子弹。”

黄细亚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就像诗人闻一多,她像火焰一样向世界喷出她的激情、她的愤怒、她的爱。她出生于名门世家黄氏家族。“三湘两黄诗千古,书香门第耀神州”。“两黄”就是晚清著名诗人黄道让及其子著名法学家、诗人黄右昌,黄细亚就是黄道让的玄孙、黄右昌的侄女。黄细亚思想活跃,才华横溢,曾拜柳亚子为师学习写诗。她读过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读过苏联文艺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静静的顿河》,还喜欢满怀豪情地吟诵高尔基的《海燕》、背诵艾青用诗的语言写的《论诗》。在她流星般的短暂一生中,留下了不少激情四射、为人传颂的诗文。如《论币制改革》、《故人》、《勤俭与人生》、《桃子》、《安定与建设》、《一个中学生的自白》等。《一个微笑》是她的代表作,诗人写道:

用你响亮的声音,去唱出人民的忧郁;

用你粗壮的字眼,去吼出人民的愤怒!

用你自己的血和泪,蘸着笔,

为历史写下光荣的诗篇,给自己描下动人的故事。

你,年轻的诗人,人民的歌手,

希望你,伸张出热情的两臂去拥抱古老多病的农村,

去拥抱祖国忧伤的原野,

以自己的心,去发现心,

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

用作笔的斧头,去砍掉别人的痛苦,

以你诗的镰刀,去收割人类的幸福。

 黄细亚的另一首诗《桃子》写道:“剥掉我的皮,我还有鲜红的心!吃掉我的肉,啃不动我的骨头!”这位外表柔弱的

女子,内心里却是一团熊熊的烈火。


朱刚夫:在最后的黑暗呼唤黎

朱刚夫(1913—1950),湖南湘乡人。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西康省(1955年撤销,并入四川、西藏)康定分部负责人。1950年3月在西康解放前夕壮烈牺牲。

朱刚夫自幼丧母,十二岁父又病故,蒙族亲周济读到中学毕业。为了谋生,1935年,他由同学曾楞根资助路费,只身远赴四川,经同乡方正鹄先生介绍,到荣县政府图书馆管理图书。当时,刘文光先生初任西康省政府主席,提出所谓建设西康的口号,并于1936年在康定举办县政人员训练班。朱刚夫同志赴考被录取,政训班结业后,即留在西康。先后任过得荣县政府实习科长、理化县政府科长、稻城县县长及西康省政府秘书处秘书等职。朱刚夫秉性刚直,在稻城县任职时,他曾亲手打了一个袒护国民党士兵强奸妇女的驻军连长,并因不忍向康民多次征粮而愤然辞职。

朱刚夫亲眼目击国民党的腐败,加上他历年订阅《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遂由倾向革命而逐步转向革命、献身革命,1942年抗战高潮时,他曾去重庆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目的是想以寻亲为名找到袁学之和陈宇眉两同志(中共党员),并通过他们的关系投向革命。1946年春,他曾准备投奔延安,未能如愿以后即在成都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上级指派他为民盟西康省康定分部的负责人。

返回康定后,朱刚夫兼任了西康省设计考核委员会专员的职务,只挂空衔,以便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积极发展民盟组织。他主办了一家民众书报社,委派盟员刘灼林经理,出售各种进步书刊,此书店在1948年曾被伪警察局查封,通过朱刚夫多方活动才得以退还。

1949年12月25日,民盟地下盟员、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通电起义。但西康的局势仍然十分混乱,地方反动派和逃窜到西康一带的胡宗南、田中田匪徒四处骚扰。朱刚夫特意从友人处买来收音机,随时收听党的声音和前方消息,并且发动盟员编写简报、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政策,向广大群众报告喜讯。在朱刚夫和盟内其他同志通宵达旦地努力下,一份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元旦的《元旦特刊》在朱刚夫同志的卧室里诞生了。朱刚夫为这份特刊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元旦献词》,并以“刚夫”的署名发表一篇题为《我们胜利了》的短文,欢呼“全国人民的胜利”,这份由“中国民主同盟康定分部主编”的,以朱刚夫为发行人的《元旦特刊》迅速地发行到西康各地,时在北京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同志收阅后,曾来信表示赞赏,并鼓励民盟的同志为迎接西康解放而继续奋斗。

1950年初,在中共党员李良渝协助下,朱刚夫与民盟成员一起商议,决定把原来的《西康日报》改名为《西康人民日报》,以刘文辉的名义复刊出版,办报经费由省政府负责解决一部分,其余是由朱刚夫在已经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倾尽个人积蓄补足的,他和其他盟员还去报馆协助工作,如编辑、抄电、译电和送报等。朱刚夫还和李良渝在康定举办了藏语学习班,为解放军培训翻译人员,他还和盟内同志一起组织大众歌唱团。草拟欢迎解放军的宣言,缝制五星红旗,等待欢庆解放的伟大时刻。

朱刚夫进行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残部对他的痛恨,扬言要将他装进麻袋,抛进河里,除了施行威胁手段之外,敌人采用种种下流语言进行讥讽漫骂。他们还写了这样一副拆字对联:“朱刚夫剥下人皮,与牛无异;刘文辉丢掉金刀,比卵不如”。面对敌人这类卑鄙伎俩,他毫不退缩,置生死于度外,决心革命到底。1950年2月下旬,国民党田中田残部发起了疯狂的反扑。他们围攻康定,起义部队被迫转移到康北道孚县,康定形势异常紧张。为了保护盟员安全,朱刚夫及时地召开了盟员紧急会议,采取措施。除他自己和妻子陈文孚同志继续留城坚持工作外,其他同志,全部向外疏散。直到3月4日深夜,朱刚夫夫妇才化装成商人带着不满周岁的小儿先维离开康定。3月5日凌晨,敌军进入康定,捕杀革命力量,夺占报馆,张贴通缉令,声言如有密报活捉朱刚夫者赏光洋两千元,给官职三个。朱刚夫夫妇在康西一带的深山险路上颠沛流离,幼子先维因不堪冻饿而死于途中。3月16日上午,因叛徒唐国荣(曾为民革成员)告密,敌团长何慕超在国民党乡镇县党部书记刘登云引导下,率兵包围了朱刚夫的藏身地点牛滑沟,逮捕了朱刚夫夫妇,押回康定城内,投入监牢。

在狱中,敌人逼问朱刚夫谁是共产党,谁是民盟成员,朱刚夫或者拒不回话,或者毅然答道:“就我一人!”敌人无奈,只好把唐国荣自首的报纸递给他看,诱他投降。朱刚夫愤然地将报纸丢出狱窗之外。因此,凶残的匪徒对他百般拷打,用尽了刑辱,“坐老虎凳”、“吊半边猪”,但朱刚夫始终英勇不屈。

3月23日傍晚,他神情自若地勉励来监送饭的妻子陈文孚,要她坚强地战斗下去,带好三个女儿,迎接新的战斗。并叮嘱她将秘密隐藏的盟员手册、迎解宣言和五星红旗等交给解放军。当晚,朱刚夫即被杀害。3月24日,解放军入城,康定宣告解放。3月27日,在警察局碉堡下,挖出了头朝下倒埋在土坑里的朱刚夫遗体,只见他的手脚和全身都被捆绑着,颈上紧紧勒着绳索,遍体鳞伤,由于绳勒和土压舌头伸于口外,裤内满是大便,其情状之凄惨,目不忍睹。但是他仍然怒目圆睁,横眉立发,面容坚毅,大义凌然。

杀害朱刚夫烈士的国民党残部田中田部,属于国民党军第127军,系1949年由河南省地方保安团合编组成,隶属国民党军第19兵团,田中田任第309师师长。同年5月15日田中田所在的第309师在湖北贺胜桥、金口地区,参加了第19兵团司令长官张珍领导的起义,但田中田率领部分残部逃往四川。后又逃到云南,组织云南反共救国军,田中田担任第3军军长,失败后进入金三角。

1951年民盟四川省支部起草的《朱刚夫烈士殉难史略》。里面写到:

 (一)与民盟的关系:该同志系张志和同志于成都一九四六年发展的,后由张派到康定作地下活动,中途与张失掉联系。

 (二)殉难经过:该同志于一九五0年三月五日田匪中田窜入康定时,因他在起义后已暴露盟员身份,故匪军到后即悬赏缉捕,于二十三日晚匪军退却时被捕勒死于康定警察局后山。

朱刚夫就义后,康定军民曾广泛地宣传了他的英雄业绩,家属亲友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亲切抚慰。1954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向朱刚夫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庭光荣纪念证》。


余淑怡:血洒江西、蒙冤卅

余淑怡(1931—1949),化名于思(一说余思),湖南长沙人。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江西宜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湘鄂赣边区第一纵队”政委。1949年6月在江西万载龙岗牺牲。


余淑怡曾就读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9年元月在江西南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与中共党员漆裕元在赣西发动武装起义,并与民盟江西省委唐敬斋等组织游击根据地,呼应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1949年6月,他在江西株潭组织游击武装与农民积极分子开会,遭国民党中统特务100多人包围,他和20多人被俘。23日,余淑怡在万载龙岗被大恶霸龙济海杀害。

余淑怡参加的江西省中国人民解放军湘鄂赣边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是张铁樵。这是民盟江西临时支部组织的一支地下武装,在解放后却没有得到承认,被当做反动武装。张铁樵在1950年12月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镇压。余淑怡已经牺牲,也被作为“曾参加反动组织”对待。1983年,民盟江西省委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长达36年之久的“一纵队”定性问题得到解决,经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批示,确认“一纵队”是革命组织,一纵队司令员张铁樵属于错杀,给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其他参加“一纵队”而被定为反革命的,均在政治上平反。余淑怡也被明确为“革命烈士”。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