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胞兄

             ——民盟蓝田支部已故创建人梁光日同志生平

                              梁 化 日

梁光日是我胞兄，涟源三甲乡树德园人，出生于1926年10月。

上世纪40年代末，树德园在三甲一带是个小有名气的院落。那里五世同堂，住着二十来户人家。1950年土改时，除一户被定为贫农外，其余一概都是地主。我家也是。每年约有一百三、四十担租谷(每担约140市斤)的收入。尽管同每年能收入四百担以上租谷的首富比起来相差甚远，且我们兄妹四人都在读书，光日读大学，我和大妹读中学，小妹读小学，开支很大，常有入不敷出的尴尬，但除了有租谷收入做底以外，还有我父亲在外教书，挣得些钱，能有所接济，生活也是有点模样的，颇受到有些人的仰慕。

我爹早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当过安化县教育督学及中、小学教师。他对我们管教甚严，尤其对光日和我两个崽，每到寒暑假都必须去书房里读书学习。光日从小性格内向，不多言语，但学习上很有灵气。他练的一笔好字，抗战胜利那时刻，他在大麓中学读高三，学校里庆祝胜利的许多标语、横幅、对联，都是他手写的。老爹每天都要给我们讲“四书”，讲完后要大声朗读，还要背诵，光日听讲很有心劲。记得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句时，他主动发问：‘大学’怎么讲?爹说：“指大人之学，‘道’是指本源，‘明德’、‘亲民’、‘止于止善’是儒家‘垂世立教’之纲，叫‘三纲’。”这些民本思想，都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闲时，光日不太外出交游，但有许多爱好。爱写散文和日记，爱到小河里去游泳，爱玩桥牌，爱拉二胡唱京剧，尤爱吹箫，常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吹起《步步高》、《花弄影》之类的广东音乐或《青青河边草》之类的抒情小曲，非常地柔美、流畅，很能令人陶醉，勾起遐想。

1948年，光日就读于民国大学文学系三年级。此时，由于人民解放军已吹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迅猛进军的响亮号角，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已危如累卵，大学校园内正处于激越动荡的时刻，学潮迭起。光日在学校里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青年学生。他曾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民主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一起，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此刻，又满怀激情参加了准备迎接解放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与几个好友相约，毅然地申请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坚定地沿着民主革命之路走去。

1949年3月，他受民盟湖南省委之派遣，回兰田三甲开展地下革命活动。那时候，三甲的形势也已吃紧。除原有的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之外，国民党驻军186团的军纪已是十分涣散，四处乱闯民宅犯科；土匪尹立言部也趁机来打劫，肆意抢掠和绑架，弄得人心惶惶。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因在外读不成书而返回了三甲，他们受到外地风起云涌般学潮的影响，回乡后积极思变。由梁延器、梁一干、梁仰如及我等人在作新学校办起的玉屏文艺社，得到了中共地下区工委的支持，正准备运用文艺形式开展迎解活动。光日回三甲后喜出望外，便积极地与区工委领导联系，并经磋商后，确定将玉屏文艺社做为党在三甲开展地下民主活动的据点，由光日和梁一干(中共党员)两人担任副社长，主持工作。两人由此四处奔走呼号，很快吸收了五、六十名知识青年入社；让我起草了《玉屏文艺社章程》，张贴于作新学校院墙上。章程的开宗明义第一条，便确定了以文艺活动为手段开展民主活动的办社宗旨；并按章程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由梁延器任宣传演出组组长，梁仰如任财务组组长，梁中柱任社务组组长，我任出版组组长，着手准备编演话剧等活动。使三甲原本沉闷闭塞的乡村，竟然死水微澜，正酝酿着迎解高潮的即将掀起。这样，文艺社已初具规模，光日便离开三甲，向民盟省委反映情况去了。

1949年3月，玉屏文艺社在选举社长问题上出现了内部分歧，同意选光日为社长的一派与同意选梁一干的一派发生争执，会场出现了一片混乱，会议不欢而散，文艺社也就此停止了活动。此时光日又返回三甲，十分焦急地质问支持他的人说：“你们怎么把事情弄成了这样?”随后又四处联络，想力促文艺社复活。为此，他特意宴请了一桌，请来梁椒凡、梁振中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进行调解。这桌饭对光日来说决非等闲。因为他自己不会张罗，所有菜肴都是特请我妈做的。我妈是家庭妇女，但也有高小文化程度，较为开通，她深知光日办的事是正义之举，所以义不容辞，热情地操办了这桌饭，献出了一片慈母的爱心。但令人

惋惜的是调解结果却不了了之。光日大失所望，便与区工委组织部长梁介福联系，决定另辟一个基层活动据点，从而产生了于狮子山脚下梁氏家祠创办群策小学的思路。

光日倾注了全力来创办群策小学，终于1949年5月贴出了招生广告。学校董事长由梁介福担任，光日任校长，负责具体的筹办工作。学校的校址、桌凳、黑板等设施，是经与梁氏家祠的族老们进行了耐心谈判乃至斗争得来的。他邀约了我及梁兆龙、梁道辉、梁延器、梁五峰、梁兆麟、梁仰如、梁纶友、梁吉祥、梁尚善、梁宪章等十余有志青年组成董事会，董事兼教员，不仅无薪俸，且每人要出一担谷做办学经费。学校由梁兆龙任教导主任，梁道辉任总务主任。办事人员群策群力，动员了附近种福园、澹园、树德园、和厚园、沿田江的几十名学龄儿童免费入学。同时，光日将自己从大学带回的和兰田街上传来的革命歌曲如《山那边哟好地方》、《解放区的天》、《兄妹开荒》、《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各种秧歌调加以教唱。一时间，高唱革命歌曲和扭秧歌的活动在祠堂内外、田间、坡野展开，形成了一道宣传解放、迎接解放的亮丽风景线，在群众中潜移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9年5月至7月，光日在积极创办群策小学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发展民盟组织。他曾邀约了不少青年与之谈心，耐心地进行思想交流。其中就有我。记得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夏夜，他和我在树德园院内乘凉谈心。话题是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为什么那样不得人心谈起的，他精明地引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孟德斯鸠的话说，如果统治者不能使“臣民”得到安定和幸福，反而去压迫他们，那么“服从的理由”便没有了。然后，他顺势诱导，向我介绍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土改的方针与政策。我问他：“农民分到土地后还可买卖，不是还会出现贫富不均吗?”他说：“不会的，还会通过互助合作的办法走向共同富裕。”他也向我介绍了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共产党合作伙伴的情况。这次谈话，使我十分惊异于他的敏捷思维与博学，对我的启迪和教育极深。可以说，以前我不满旧社会向往新生活的理念是十分感性和肤浅的，这回则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了，确乎是我理念上的一次飞跃，至今难以忘怀。我虽然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要发展我入盟，但从不久后他确实已发展我入盟的事实证明，那次谈话明显是有意而为之的了。这期间，光日发展了十三名进步青年加入民盟。他们是：梁尚善、梁兆龙、梁道辉、梁伦友、梁五峰、梁宪章、梁兆麟、梁仰如、梁吉祥、梁心仁(女)、梁惠文(女)、周慈林(女)及我。这里面，有几位可能和我一样，在本人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入了盟，但至少他都是有意地向其表述过心迹的。到7月底，他经与梁尚善、梁兆龙、梁道辉等人筹划，正式开会建立起了民盟兰田支部，光日任主委、梁尚善任组织委员，梁兆龙任宣传委员。他以群策小学为据点，积极地配合地下区工委的安排，开展了迎解活动。这一在如火如荼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盟支部，即现在民盟涟源市委员会的前身，三甲这地方，也便是娄底地区民盟组织的发祥地。

1949年9月，三甲获得解放，区政府成立，群策小学除留下梁尚善、梁兆龙、梁吉祥等人继续办学外，其余大部分人被区政府抽出参加了秋征。光日也返回了民国大学(已并入湖南大学)，1950年春毕业，正式分配到民盟湖南省委当秘书，负责同长沙市部分大、中学校民盟组织的联络与沟通，开展革命理论、党的政策的学习与研究，写过多篇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思想改造的文章，在《湖南日报》及民盟机关刊物上发表。

文革期间，光日受到冲击，下放到常宁县一家公私合营的工业合作社工作，身患重病，后经其妻敖德邻的多方联系，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华国锋、周土钊等同志的关怀照应，于1972年调回民盟省委病休。1979年3月，心脏病发作，阖然辞世而去。

光日的一生，展示了一个党外民主人士的光彩。他几十年如一日，竭诚拥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工作、谦恭谨慎，克己奉公，诚实做人。不以察察之身，受物欲之汶汶；不以洁洁之白，蒙世俗之尘埃。其高风亮节，堪为后人敬仰。而他为创建民盟兰田支部所付出的心血，将永载史册而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