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承担而前行

——游宇明访谈录

（记者：《杂文选刊》下旬刊编辑部主任李庆玲，以下简称记者）

记者：您创作过诗歌、散文、随笔、小说、杂文等，这些文学体裁对您来说有着怎样不同的感情和意义？

我写作的多体裁，首先是源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激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大学中文系时，文学正被人顶礼膜拜，无论写什么作品都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关注是否写出和发表了文章，而不在乎它是诗歌还是散文。我是从诗歌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的，但选择写诗，只是因为青春的激情最适合用这种体裁去表达，而不是因为自己对诗歌特别爱好。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了100多首诗歌之后，某一天，我突然觉得散文、随笔更适合表现我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细腻情感，更便于构筑自己的心灵高地，于是开始了第一次创作转向，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写小说则是更晚的事，纯粹抱着写着玩的态度，没有刻意追求。在我操持的几种文学体裁中，小说是成绩最小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感觉自己对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的事情有许多想法，这些想法不太适合用散文、随笔表达，在我的理解里，散文、随笔主要是一种让心灵温暖的文字。我后来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杂文创作上，主要是为了满足内心日益增长的批判意识，体现某种公民情怀。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一定需要介入杂文；但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血性、希望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我必须毫不犹豫地走向杂文。

记者：是什么机缘使您对杂文情有独钟呢？

写杂文之前，我已在省级、中央级报刊发表了好几百篇（首）散文、随笔、诗歌，本来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两件偶然的事情促使我在杂文上用心：一是初次写的杂文被1999年8月1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清风文苑”刊用；一是杂文《盯盯另外的人》被2000年10月《杂文选刊》转载。1999年8月以前，我从未写过杂文。有次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西部某县以县财政困难为由，一年多时间砍完一片原始森林，而肩负保护森林使命的林业检查站居然只要盗伐者交钱就可放行，内心充满愤怒，当夜写成一篇杂文，第二天就将它寄给《中国纪检监察报》，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文章就出来了。我的第一篇杂文发表得如此顺利，其实是与我以前大量写过诗歌、散文、随笔分不开的，已有的写作实践锻炼了我的角度意识与语言技巧。《杂文选刊》转载《盯盯另外的人》，更加强了我写好杂文的信心。现在我的杂文也算有点收成，相当数量作品被《杂文选刊》、《杂文月刊》、《读者》、《书摘》、《青年文摘》等著名报刊转载，不少作品进入《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读者人文读本》、《中国年度杂文》、《中国杂文精选》、《中国散文排行榜》等权威文学选本和大学教材、中学语文阅读教材，但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的杂文“养在深闺人未识”，能被《杂文选刊》这样的权威文摘刊物转载，其惊喜，跟一个人只报了普通大学却被重点大学录取颇相类似。

记者：您现在的写作偏重于散文与杂文，在很多人看来，二者在写法与特质上似乎有着天壤之别，您有哪些笔耕心得呢？

我在写作上确实长期散文、杂文并重。散文与杂文在写法与特质上的区别非常明显。我觉得优秀的散文首先必须充满温情，字字句句都能让人体会到生活的瑰丽、人性的美好；其次，文笔一定要特别优美，让读者一进去就能被作品中的氛围所感染。再次，它应该有巨大的艺术张力，散文的线索可以单纯，但蕴含的思想应该尽可能丰富，使不同生活经历的人读出不同的味道。杂文呢，它绝对要直指现实直击人心，应该痛快淋漓地告诉读者社会的病灶在哪里，我们如何根除它。杂文可以因为艺术原因使用“曲笔”，但不可以缺少本质的血性和刚烈，不可以缺失思想上的振聋发馈。当然，散文与杂文在精神的深处是相通的，它们都要弘扬关爱、善良、悲悯、尊重、人性等人类的普适价值，都要引导人们正确地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都要教会人们如何去热爱值得热爱的事物。一个人从散文思维过渡到杂文思维，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困难。

记者：您的作品多题材重大，将眼光锁定政治体制、权力腐败等，如《背景意识与权力走私》、《蒋介石的“私法”》、《当无知附上“绝对权力”》、《漫谈某些“不到位”的改革》等，您怎样看待杂文的选材？

一个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官员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博奕，按照现代政治理念，以官员作为依托的政府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和救世主，相反，我们倒是政府的衣食父母、是决定政府命运的关键力量。政府当好了守夜人，不值得我们特别表扬，那不过表明它尽了自己的本分；政府没有做好该做的事，甚至监守自盗，借助权力大肆挥霍社会资源，民众就应该批评它，民众的批评有许多种，通过杂文的形式进行舆论监督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这个社会，官员的权力远远比民众的权利强势，这就是我写杂文时喜欢选择政治体制、权力腐败等重大题材的原因之一。大家都意识到社会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他们才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关注官员如何使用权力，社会的监督力量才会充分培育起来。杂文当然也可以选择小题材，一花一草之小、一灯一线之微，都可入笔，但我觉得在一个威权社会，对权力的警觉应该高于一切。野蛮拆迁、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上房、司法不公、贫富悬殊等等社会病态，哪一样没有权力胡乱伸手的影子？杂文自然不能因为题材的大小而区分意义和价值，但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有些问题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基本走向，更值得杂文家投注自己的精力和热情。

记者：题材的选取至关重要，而如何使杂文“文质彬彬”，则更需功夫与火候，您的作品多以恰当的事例增添其形象性、可读性，同时注重形式上的多样化，能否谈一下您的创作心得？

“说什么”确定之后，“怎样说”就变得特别重要了。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必须注意一个“怎样说”的问题。官员的工作报告只要用词准确就行，他们可以用行政权力去推广自己的思想；但杂文家的作品用词准确远远不够，原因很简单，杂文家手中无权，人家读你的作品必须依靠内心的喜欢。要让读者喜欢你的作品，你就必须考虑如何让作品变得“好读”，即要注意写作的艺术。我的杂文引入事例也好，注意形式的多样化也罢，其实都是想让杂文写得尽可能“好读”一些，使读者乐于接受。

记者：借古说今是您杂文的一大特色，引入历史上及近现代的人物与史实，对现实进行针砭批判，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现在，与现实一脉相承，我2010年在湖南的《老年人》杂志开了一个专栏，栏名就叫“以史为镜”，“为镜”，其实就是历史对我们的最大意义。我写杂文喜欢引入历史上或近现代的人物、史实，对现实进行针砭批判，从“道”的角度而言，是因为我发现虽然时间过去很多年，但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大量存在，比如领导者专权、民众言说渠道不畅、举报者被报复、官员以权谋私等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类文字让读者产生一些痛感，唤醒他们改变历史痼疾的愿望与决心。从“术”的角度看，写历史题材的杂文，因为当事人已远去，思路打得开，发表也较少受到干扰；再说，历史事件本已经过沉淀，历史题材的创作自然也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而让自己的作品经住岁月的考验，几乎是所有写作者的一种心结。

记者：杂文贵在敏锐的发现，在《皇权下的“规矩”》中，您有这样的观点：“有规矩，一些人从中得利，他们会看成是制度的产物，没有规矩，什么事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有人得了好处，他们就会把它看做是皇帝的恩典，死心塌地地为皇帝服务。”这一悖论，仍存在于现代社会中，这也正是权力的迷人之处。您能否结合您的创作及当今现实谈谈您的看法？

权力的暗箱操作，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在《不守规矩的权力就象小偷》、《陈济棠的迷信及其他》、《独裁者的救生圈》、《公权与私恩》、《好官图腾》、《值得商量的“力排众议”》、《中国不存在利益集团吗》以及您上文提到的《背景意识与权力走私》等杂文中，就表现了对权力私下运行的深深忧虑。我觉得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不管具体的制度如何设计，关键要在以下三点着力：一是及时制订以民意为旨归、公平合理的社会规则；二是督促权力彻底公开透明；三是使暗箱操作的人付出足够的政治、经济代价。皇权下的“规矩”之所以成不了真正的“规矩”，就是因为皇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制约，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中国现在经济上已经慢慢走向开放，如果在政治上再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显然不合时宜。市场经济最大的意义，就是它培养了我们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意识。历史早已证明，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呼唤政治的自由民主，要求充分保障公民权利，会成为民众的一种自觉行为。而暗箱操作必然助长权力的胡作非为，直接引发恶性群体事件。一句话，现在搞以制衡公权、张扬民权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时候。

（原载2010年10月下《杂文选刊》“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