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发挥高等教育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近日，民盟上海市委召开了第四届上海民盟高等教育论坛，来自上海各高等院校的民盟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高等教育的和谐与改革畅所欲言、建言献策。现将部分发言摘编如下。

和谐教育的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金忠明

和谐教育为什么

现实依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系统亦不例外。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凸现，改革进程已进入“黄金发展期”与“风险凸显期”并存的特殊发展时期。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对教育以及教师职业给予更大的期盼，但在生活方式等方面，教师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却居于末位。这充分显露出社会对教师（教育）的极大期待以及教师（学校）无能为力的窘状。

有学者将教育领域的基本矛盾归结为：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基本素养要求与个性差异之间的矛盾；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关系之间的矛盾；教师本位和学生本位之间的矛盾。

除此之外，教育领域尚存在其他诸多的矛盾，比如：优质教育需求扩大与供给有限、自主办学与政府监管、教育投入（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教育价值的普适性与多元化、教育的传承与创新、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课程设计的通识性与职业化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现象，有的甚至还相当严重。事实上，社会乃至教育界自身对学校教育批评甚厉，如有学者分析学校不正常的教学状态，将其归纳为“教学失衡、教学专制、教学偏见、教学阻隔”四类“教学疾病”。陶行知在上世纪20年代曾批评当时中国教育患了“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如今这三种病不仅未去，还出现了新的病症，如“时髦病”（不断追逐花样翻新）、“寒热病”（忽冷忽热，跟着感觉走）、“名人病”（拉大旗作虎皮）等等。

教育与社会、教育界内部存在着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激发人们思考：如何超越分歧，以和谐理念统领人们的思想，进而真正促进教育的“和谐”发展？

历史依据——和谐教育是中外教育发展史上的理想目标，从古希腊的和谐教育思想到中国先秦时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都显示这一点。在西方，和谐是教育思想的核心概念。雅典教育中指导教育实践的基本理念就是身心的和谐发展。希腊以严整、和谐思想为美学精神，表现一种高度控制的激动，以及充满自信平衡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成为希腊的理性教育精神。只有实现了和谐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个性的充分和自由发展，才能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谐、自由、全面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

未来依据——未来社会的发展要求人类和谐相处，这就需要和谐教育的引领。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产生并流行，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英国大力倡导多元文化教育，强调在所有学校中确立多元文化课程；美国在白人学校课程中，也引入不同于主导性价值观的文化，强调多样性的观点，推行弱势民族集团和全球社会的多元文化教育。实际上，多元文化主义的诸多观点现在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也认为，国际社会已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世界上各种文化都在接触和交流，各种文化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和谐教育是什么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教育过程中，和谐的实质是人的教育活动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动态发展的机制和状态。和谐教育既是一种思想、理论，也是一种理想、追求，同时又是一种实践活动，它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超我四个层面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从而提出生态教育、绿色教育的命题。在学校教育中，如何使学生养成善待自然、关爱地球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非常重要。学校本身就应是一个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地方。

人与社会的和谐。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法治教育，一是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最为缺乏的资源之一，因为专制社会中的法家教育思想及举措与当今世界以公民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法治教育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传统的“法”是皇帝的一人法，而现代法治国家的“法”是公民社会的契约，这是古今之“法”的根本区别。中国需要从学校到政府广泛开展法治教育。如果缺乏法治观念，在社会转型期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的大问题。同时，诚信教育是德育的重要内容。“诚”者“忠”也，中国传统德育里的核心概念就是“忠孝”。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是中华美德普世价值的格言，是历久弥新的古训。守法教育与诚信教育是促成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也是社会健康躯体的双足，缺一不可。

人与自我的和谐。人应追求完整的世界，既有物质的需求，也有精神的需求，并要使两者保持合理的张力。人与自我的和谐是一种具有不同时代内涵的动态过程，它依随不同时期社会变化和人们的需求而有所不同。如古希腊时代身心和谐的人，文艺复兴时代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中国古代仁智合一的君子、贤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人等。和谐的个体是具有充分活力的，并显现为人的成长需求。

    人与超我的和谐。人与超我指的是神灵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和谐。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人追求生命的价值是无限的，宗教和信仰能向人们提供精神的出路。教育的最高境界当是灵魂的感召。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与信仰有着内在的关联，甚至可以说，信仰是真正教育的天然要求。因为，真正的教育不仅有现实的关怀，还会有终极的关怀，而终极关怀只能由信仰来承载。西方宗教教育注意把宗教信仰和民族精神及社会教化结合起来，把对“上帝”的虔诚和对国家的真诚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宗教教育使公民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和社会价值。目前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宗教，影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广泛人群。如何使信念教育或宗教教育转化为和谐教育的一部分，值得思考。

和谐教育怎么办

目标与过程的统一。和谐教育是理想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和谐教育仅仅是人类的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它实际上是贯穿于人类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落实在具体的学校教育中。和谐教育的过程是学生享受幸福、体验快乐的过程。由于受传统“头悬梁”、“锥刺股”苦读精神的影响，人们往往视学习过程是吃苦和痛苦磨练的过程，在克服困难取得成绩后，才有所谓“苦尽甘来”的说法。实际上，随着近年体验经济、服务经济等概念的流行，人们已摆脱了以往纯粹的物质享受和增长为指标的经济学模式；同样，教育领域里，如何使学习过程与学习目标整合并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幸福和成长的思想正在赢得共识。

    外部与内部的统一。改革开放前，教育主要充当的是政治的工具，之后则往往成为经济的工具，作为传播文化的手段之一，它又被视为社会的一个重要服务部门。今天的教育除了要为经济、政治、文化等部门服务外，还应坚守独立的教育立场，某种程度上还要超越社会现实，引领政治、经济、文化向着更加人性、和谐的方向发展。当代学校教育要成为社会各要素的粘合剂、润滑膏，自身要成为社会核心的和谐元素。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没有和谐教育，就没有和谐社会。和谐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发展是彼此互动的。从教育自身内部而言，要力争结构的和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等）、课程的和谐、课堂的和谐以及师生的和谐等。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教育学是最具实践品格的学科知识，和谐教育的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相结合。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教育系统要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并主动参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建设，为其他领域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在教育系统中，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和谐氛围，打造和谐校园，使学校生活本身成为和谐的场所。

变革与传承的统一。传承与变革是教育的两大属性，前者旨在将人类文明的火把不断地传递，后者促成人类社会持续向前发展。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变化非常之快，“速度决定胜负，创新决定存亡”。于是，人们对改革更加关切，这导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不断推进改革的进程中，对教育领域的宝贵资源没有很好地消化、整理、积淀，因而缺乏一种坚实、稳固并能够不断支撑、建设起新东西的基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要注意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教育系统里，这三者的关系同样需要协调统一。

学习与生活的统一。当今社会正向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转轨，学习不仅仅是青少年的专利，也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同时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就是日常生活。因此学习质量不仅表现为对知识的把握、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是丰富精神生活，体验感受幸福的过程。有学者指出，近些年来我国教育界引进了许多西方教育思想，大多是教学的、技术层面的内容，却很少涉及学生精神世界的培养。因此，提倡素质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和谐全面地发展。当学习与生活统一之际，才是学生的生命质量提升之时。

高等教育普及化：困境与出路

上海电力学院副院长、教授 姚秀平

普及化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必然趋势

迄今为止仍有不少人对我国高校扩招颇有微词。在我看来，尽管前几年的扩招速度是快了一些，但却是必须的，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如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精英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过程，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实。据了解，目前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遍在60%-90%之间；不少转型国家如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的毛入学率则在50%-80%之间；而个别后发展国家如韩国、巴西毛入学率则分别达到了90%和85%，早已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相比之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虽连年扩招，但到2008年为止，毛入学率也不超过24%。

另一方面，在我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深入人心，老百姓普遍有将子女送入高等学校读书的强烈需求。君不见，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哪一个不督促子女“三更灯火五更鸡”地搏名校、搏高考；君不见，在我国广袤的乡村，哪一处看不到“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标语？

还因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我们有责任创造条件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显著增强，但人民的文化素养是否同样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此有必要用各种方式更快速、更持久地促进其提高，高等教育无疑是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方式。

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问题

既然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是必然趋势，那么是否只要顺应趋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前几年快速扩招所带来的问题至今比较严重。

据媒体报道，近期上海体育学院对沪上10所高校千名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29%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状态，其中20%为轻度抑郁，7%为中度抑郁，2%为严重抑郁。对比1997年、1998年等相关类似调研的结果发现，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抑郁状态，并且正在逐年增长。

无独有偶，《思想理论教育》2009年第19期刊载的《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状况调查研究》一文，根据对大量调研数据的分析作出了如下总结：“对于未来，39.3%的学生有明确的目标但不知道怎么做，30.9%的学生没有明确的目标……大学生的学习压力普遍较大，但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而且表面上目的性很强的学习其实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蕴涵其中。”再看看高校的教学情况。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道教授在《教学方法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文章中写到：“学生对上（这种）课不感兴趣，提不起精神。好学生被动地记笔记，不动脑筋；差一点的上课瞌睡、看闲书、写短信、玩游戏，更胆大的干脆逃课。”

尽管上述问题并非都是扩招带来的，但或多或少都与扩招有关：

一是“一旦进入大学就可以功成名就”的传统思想与扩招后大学毕业生就业方式多元化和竞争激烈化的现实之间发生矛盾，学生以及家长的心理调适跟不上，有很大一部分同学感到茫然而无所适从，觉得学什么都重要而似乎学什么又对将来的就业收效甚微，烦躁不安中便用各种方法来逃避现实；

二是在急剧扩招后，有大量按照精英教育时代的标准属于不喜欢学习、也不怎么会学习的学生在社会和家庭压力的驱动下进入高校，使教学难度显著增大；

三是社会方方面面不顾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时代的现实，对大学毕业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提出了复杂多样、有些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导致学生的学业负担加重，对各种各样的考试应接不暇，也导致学校课程设置、课时安排难度增加；

四是扩招后教师的工作量增大，工作压力提高，而高校流行的评价标准又不够完善，导致教师投入教学的时间和精力不足；

五是扩招后，高校教师数量快速增加，而一些教师的职业素养有待提高，有的把握不住课程知识体系，不能对教学内容作合理安排和取舍，授课内容或过于艰深使学生根本听不懂，或流于泛泛使学生觉得没什么收获；有的条理不清、没有重点、语言难懂；有的课内课外都不与学生交流，不知道学生的姓名，不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更有甚者干脆不备课，照本宣科，照课件念，而不管学生听不听、懂不懂等等。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如此，若果真已进入到普及化时代，情况又会怎样呢？

解决高等教育普及化问题的出路

一方面必须扩招，惟有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必须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走回头路不是办法。

分析发现，上述问题有些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问题，如学生及其家长对就业预期的不合理认识问题，社会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不切实际的要求导致课业负担加重问题等；有些是社会发展所必然产生的问题，如扩招后学生学习能力下降，导致教师工作量增大、学生压力增加等；有些是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态度问题，如教学方法、职业素养等。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学生、家长、高校、社会的不适应。而要解决这些不适应，关键在于高等教育的改革。

首先需要改革高等学校的培养方案，使学生的课业负担减下来。例如，可以在保持专业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将学生必须学且必须通过考试的课程减下来，而把现行大量虽列为选修实际上却要学生必须学的课程还原为真正的选修课，使学生真正从中解放出来。

其次需要逐步建立层次化的大学学历证书制度。例如可以在一定学制时间内，给完成全部课程的学生颁发本科学历证书，给完成部分课程的学生颁发低一级的证书。

再次需要大幅度改革教学方法，从而尽可能地激发每一名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主动学习、享受学习。真正打破教师在课堂上“一言堂”的怪圈，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思维、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切实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既要针对全体学生的情况选择适当的教法，又要针对学生的个性给予特殊指导。

最后需要大力改善高等学校的办学环境。例如，通过正面宣传，使社会能够真正理解高等学校，支持高校依法自主办学；使社会加深对高等教育规律的认识，实事求是地提出大学毕业生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

急功近利造就不出“真正的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乔国强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如今大学的社会声誉已日益下滑，这从大学精神的载体——教授被众多网民称作“叫兽”的戏谑中不难体味出来。大学应有的崇高感丧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三十五中讲话时的质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像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样的杰出人才？”一个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大学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学”，所以温总理早在2007年5月14日同济大学的演讲中就曾呼吁“真正的大学”的早日出笼。

 “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的治校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给大学所下的定义是“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以当代人的眼光看，两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颇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大学就是一个孕育各种新思想和诞生大师的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大学仿若离蔡、梅两位校长当年的希冀越来越远。不能说国家这些年来对大学的教育不重视，相反教育资金投入的力度还是相当大的，新建的校园一个比一个诗情画意，拔地而起的办公大楼、教学大楼一个比一个气派、精美，唯独“真正的大学”精神淡化、消隐在那些假山假水的背后了。

良好的初衷为何没有得到完美的结果？这说明在大学的建设中，单纯有巨额资金的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符合于教育发展规律的策略。教育行业不同于其他部门，常言道：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意味着衡量一所学校的好坏必须是以“百年”为单位，不能以一时的优劣论英雄，就像一场马拉松赛，跑在最前面的那个并非就一定是冠军，不到冲线的最后一刻谁也不敢断输赢。目前大学的管理与运行模式，如今日评估、明日考察、后天排座次的急功近利做法只会破坏了大学的内在运行轨迹，使本该个性纷呈的大学都变得千人一面。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杨福家的建议非常好，他说：“在一定的规划（法治）下，‘无为而治’或许是最好的‘治’。我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应该导致‘治大学若烹小鲜’。” “小鲜”就是指“小鱼”，指在“烹小鱼”的时候不能过多地去翻动它，否则鱼就会破碎不堪。这个从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那里引申过来的比喻非常贴切，国家当下对教育行当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就犯了“烹小鲜”的禁忌。我们以科研立项为事例，来说明人为干扰所带来的弊端。

高校教师在授课之余，从事本专业的研究工作，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就像唱歌的人要练嗓子、练武功的人要蹲马步一样正常。“五四”一代的许多学术大家都是在生活的颠簸、战乱中坚持其研究的，如梁实秋用了38年的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的37种剧本和3本诗集，还写出了一部《英国文学史》。支持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并非是某种外在的压力，而是生命本身的需求。人在，研究的精神就在，学术就是这些学者们的精神栖息之地。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术研究开始与“金钱”挂钩了，即国家每年都设置各种国家级的、省部级的基金项目来供广大教师申报。

毫无疑问，国家投资这笔巨额资金的初衷是好的，意在调动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尽快实现科研强国的梦想。但是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笔数目不菲的项目经费付出的令人痛心：广大教师的积极性看上去空前高涨，年底统计科研成果时几乎每个人都能拿出若干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但这种高涨是“虚”涨，所谓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一些重复性、拼凑性的东西，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寥寥无几。可我们的统计只看量，不看质，上报的篇数总是越多越好。

如果仅仅是喜欢“多”也就罢了，问题是这种以项目为中心的科研运转模式影响干扰了教师的研究心态，并引发出学术不公和腐败等问题，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和高等殿堂所应有的神圣品格。

学术研究原本讲究的是一个体悟过程，没有一个十年八年的工夫，不可能对某个研究课题有真正深入的认识。也就是说，研究者只有在自己常年思索探求的领域中耕耘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然而，现在申报项目所面临的现实是，申报项目人的特长和兴趣不是主要的，关键要和“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的课题要求相吻合。为了提高中标的可能性，许多的研究者都是揣摩着评审组专家的心理来申报项目。在各种项目的申报工作中，也都是把科研创新性放到首要位置的，有的项目本身就是以“创新项目”来命名的，但往往并没有真正的创新成果出现。创新性成果匮乏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急功近利。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创新大国和强国，曾有学者对中美两国的创新机制进行过比较：“从创新机制来看，中美大学间的区别非常大。中国的大学基本以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比如，国家现有16个重大科研专项，很多科研经费也就顺着这些项目拨过去了。而美国大部分的创新还是以个人兴趣为导向。从资源分配来看，中国的科研经费实行的是国家拨款，且拨款方式比较集中。国家16个重大专项，每个都是上百亿资金的投入。而美国实行的则是分散性投资。”也就是说，中国的科研项目是以“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美国则主要是以“个人兴趣为导向”；前者是为研究而研究，与研究者本人的兴趣、专长没有直接的联系；后者的研究是以个人兴趣为出发点，即研究者所从事的项目就是自己所喜爱的课题。从这其中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科研项目难以取得创新性突破的原因了：面对一个不能激起自己创造欲的课题，怎么能取得创造性的成果？又怎么能为之而献身？

在中国制定项目规则的专家可能多半都是从事于理工科研究的，即目前所流通使用的都是用理科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文科。譬如在申报项目时只有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在主持人下面要有一个团队。这种人多力量大的研究理念可能适用于需要分工协作的理工科，但并不适合于文科。文科的研究除了少量的古籍、资料整理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属于纯个人化的研究，即每个人的研究领域和兴趣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同一研究方向中的人对同一种文学现象、同一个作家也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文科的魅力也在于此。目前这种突现集体力量的研究架构不但违背了文科的研究规律，还引发出了学术剥削等问题。

高校中的教师必须要有科研能力，这是毫无疑义的。一个不懂科研、没有切实科研体会的教师也不会在学术上走的太远。可这不意味着所有的教师以及教师的所有时候都是生产论文的机器。“大师”是靠漫长的书香熏陶、冶炼出来的，不是靠所谓项目堆砌出来的。一个学校在一百年内能出现一个“大师”就非常了不起了，中国有这么多所大学，到时会有多少位“大师”荟萃。所以，学校不要要求每位教师都是“大师”，对教师要抱着一颗平和之心。他们可能不具备“大师”的素质，但他们品格高尚，认认真真地做人，兢兢业业地授课，老老实实地写着自己的小文章——可能难以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但这样的人也无愧于教师的称号。

教育事业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高校中的教师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多年接受教育的经历使他们形成了“不为三斗米折腰”的性格。在以往的大学中，教授是至高无上的荣誉，现在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还不如一个小科长来得风光。一个挺不直腰杆的教授、一个信仰危机的教授能培养出人格健全、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吗？一个以官本位为主体的大学能成为“真正的大学”吗？大学之所以能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就是因为这里有正义、尊严和公平。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可大学从来都充当着不是世外桃源的世外桃源。如果在大学之中都找不到知识分子了，那将是一件可悲的事。

高校的和谐校园文化建设

东华大学教授     廖大伟

当今世界，文化的力量愈来愈彰显，文化建设也显得愈来愈重要。高校是人才培养和先进文化传播的中心，高校校园文化充满互动性、传承性和渗透性，对社会大众具有引导、辐射和整合的功能，与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相比，专业性更强，也更具有义不容辞的使命。同时，高校校园文化本身又是高校特色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加强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2008年5月至6月受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的邀请，我赴台讲学，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都在台湾高校里度过，到过台湾东华大学、成功大学、台北大学和辅仁大学，通过近距离地接触，我深切地感受到台湾高校的校园文化十分浓烈，与之相比，大陆的高校校园文化有待加强。比如我曾参加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的送旧会和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班的谢师宴，这些活动都是在校方组织的毕业典礼之外，而是按照台湾传统校园文化的惯例由学生自发组织安排设计的。送旧会上的两个环节让我感触良多，一是对师兄师姐们的感恩，低年级的同学把师兄师姐曾经给予的关心帮助详细地追忆出来，以示难忘；二是以录像回顾的方式展示师兄师姐在校四年生活的精彩瞬间，这说明在台湾的高校中，高低年级间的同学关系十分密切和融洽。而在大陆高校恐怕很难做到如此吧。

除此之外，很多日常校园生活和细节也让人时时刻刻感受到台湾校园文化的独特氛围。如果教师手拿重物行走在校内，一定会有学生上前帮助；如果教师与学生相遇，一定会听到问好；走进系办公室的公共部分，那里时常坐有学生，但一旦教师来到，一定是全体起立，然后让座，并关切地询问老师需不需要咖啡。教师对学生也是无微不至。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某日深夜一学生到教师宿室敲门，原来男朋友刚与她提出分手，情绪十分低落，而这位教师诚恳地与她交谈了很长时间，引导她要正确面对。类似的情感问题学生也会向老师吐露、倾诉，老师则不厌其烦，犹如朋友般开导，这在台湾高校是很平常的，在大陆高校恐怕很难见到。总之台湾大学生“小主人”的自信风采和令人羡慕的校园文化，如尊师感恩、热情好学、礼貌友善和自立意识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其中还包括学生社团活动。讲学期间，我几乎每晚都能看到学生在校园广场学跳舞，演奏厅也天天有排练。校园文化还同样延伸到了校外私人餐厅，学生主办的电子网络，会对这些餐厅进行评论，那些被公认为比较好的餐厅，常成为学生的集体活动场所。

校园文化是学校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它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等物化形态的内容，更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学校成员在共同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如果学校没有成千上万个朝气蓬勃的学生，即使多么英明的领导团体，多么扎实的硬件设施，多么雄厚的师资队伍，都不可能使得一个学校的校园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而特定到高校校园文化，其本质是一种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在这种以大学生为主体营造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有校园特色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以及由大学生参与的报刊、讲座、社团及其他科学文化体育活动和各类文化设施会作为校园文化的主要特征充盈着大学校园的各方面建设，从而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还应该更好地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加强学生的主人翁地位。不能过多地把政治意识、成人意识强加于学生，正确的政治意识、成人意识只能“润物细无声”地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引导；学校有关机构和教师只要把好关，做好支持和配合工作，放心大胆地让学生自我锻炼和实践，就一定能产生良好的效果。校园文化的效果，不在于直接可以触摸到，而是让生活在校园之中的人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它对学校所有师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品质产生影响和触动，这其中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社会公益是重要渠道；它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其中对培养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以及拼搏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与方式；它可以转化成各种各样的文艺、体育、军训、理论探讨、学术报告等形式，营造一种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让身处其中的学子们耳濡目染，久而久之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有进取精神和良好气质的人，学校的凝聚力也会大大提升。可以说，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反映。